在深圳龙华，目光所及之处都是路边摊和小店，不像南山、福田那样有宽敞透亮的mall，离家到深圳闯生活的人们穿梭在城中村的一线天之间，这里多得是工厂，更多的是打工的人。

打工的人多，自然找工的人就多。景乐新市场的一众人力市场，像黑洞一般吸引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被吸引然后被标价，接着被一车一车地卖到各间工厂，有的就地卖到深圳的厂，有的被卖到东莞，甚至被卖到外省。

有一群人，她们或者被生活伤害过，或者不对生活再抱有什么希望，她们厌倦了枯燥无味的工厂生活，所有工厂在她们眼中都是黑厂。「日结一天，玩三天」，她们只做每日现结工钱的临时工，过活一天算一天。与被网路亚文化所渲染出来的浪漫不一样，其中苦涩，只有三和大神自个知晓。

冬日里，在「海信大酒店」¹外露营，裹两床被子都可能被冻醒，更不要说深圳下雨天也多；廉价的清蓝水²不比自来水好多少，便宜的快餐，一不留神就会中奖拉肚子；老太婆³的二手衣物，收回价格与卖出价格相差几倍，大神们都忍不住喊「老太婆太心黑」；有了闲钱买个二手手机，到手没几天就发现是「炸弹机」。

在三和，每个零工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想为外人道。妳去三和拍一下照，都可能被打。很多人每天晃来晃去，萍水相逢就可以三三两两在一起吹水，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交心。景乐新市场后方就是一个城中村，除了廉价的日租床位和网吧，在那里深夜还有烧烤与蛋炒饭。

充满烟火气的三和日常

距离过年还有几天时间，钟南山已经宣布存在人传人的情况，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深圳的大部分城中村也与往昔一样热闹。深夜的三和点亮灯盏，蛋炒饭与烧烤热气腾腾，菜香的味道向上翻滚，升入大气层。路过的人们忍不住驻足，吞咽一下口水，摸摸口袋里的钱，点上几个串串，再来一份铁板豆腐。

「老哥，给根烟抽。」就这样两位老哥搭上话，一边喝酒，一边有的没的聊着。他们两到三和没几个月，因为年前找工容易，日结价格也相对较高，所以就这样一直混了两三月，也没有彻底「挂逼」⁴。

他们都决定不回家过年了。毕竟从厂里辞了工，工作也没着落，身上也没什么余钱，而回家不光要路费，还要各种人情来往，没钱怎么回得去。年前工价高，工地日结的工价都到了四百多，但「他妈的太累了，不是人干的活」，做过一次就不想再做。

他们两都被双十一快递日结摧残过，对快递日结怀有抵触心理。这两位老哥，一位打算再去电子厂日结，在做液晶面板厂里的夜班还可以偷着小憩一下，忙里偷闲也可以赚到二百多；而另一位打算继续做「挂逼」保安，他有床位，日结生活规律，每隔几日就来犒劳自己一次烧烤。

点好烧烤的人会先去拿上一瓶珠江啤酒，就坐在城中村路的中间被临时架起的桌子旁，等到老板喊「好啦」，就开始慢慢享用。有人刚从网吧走出，眼神涣散；有的人刚做完日结，目光疲倦。无论食客有着怎样的过往，而此刻的味蕾都发生着同样的化学反应。

烧烤吃到一半，一位老哥起身，再去老板处点几个串串，桌上还有未吃完两个串串。还正在喝着酒呢，一位路过的老哥拿起桌上的烧烤就走。「我看到这个老哥好几次这样了，看来是饿极了，也不做日结。」一点多了，烧烤吃光，吹水也过了兴致，大家都抹抹嘴，准备离去。一位身上没钱，准备找个地凑合一晚，天亮就去日结；另一位准备回床位，计划着多做几个日结，攒点钱渡过春节过后难找工的那段时间。

幸运的阿冬

这两位老哥还不知疫情正在扩散，自己之后要面临怎样的境地。而阿冬则因发生了一桩倒霉事，年前幸运地回了家。阿冬在三和三年多了，可他一身干净的衣服，穿着板整的鞋子，总是被误认为刚到三和没多久。

早先，家人给阿冬规划好了人生，在姐姐那里打工攒钱，之后结婚生子，可他因为赌博把这一切都给毁灭了，欠下一屁股债。在三和的几年，阿冬都没有回过家。常年住在日租床位，有时候挨到实在没钱了，阿冬才去做一下日结。

阿冬找工特别挑，不光对挑战黑厂毫无兴趣，对日结也非常挑，工价低不干，活太累不干。为何如此？阿冬说他赌博的时候，钱都几千几万在账户上跳动，而在工厂一天累死累活干十几个小时才赚一二百块，实在反差太多，坐不住车间了。

阿冬找各种轻松的日结做，也买微信号，帮人收款。他倒霉事就是因为帮了人微信收了一次转账，才赚了几十块钱。谁知道有的人「做法人」⁵好几次都没事，他微信「收」了一次钱，就被关到拘留所，拘留了一个月。他所在的拘留所就是那间著名的拘留所，由某大厂赞助早餐一瓶优酸乳。被从日租床位带走的时候，阿冬问警察能不能把手铐用衣服遮一下。

在拘留所的日子可不好过，连猪肉都没得吃。因为猪瘟，猪肉涨价，拘留所将那点可怜的猪肉换成了鸭肉，菜里没有一点油水。阿冬刚进去的一周，大便都没有。每天那么人拥挤在一个小房间，睡觉也是人挤人，可比不了三和的床位。每天狱友除了讨论各自的案情，就是背诵弟子规。

关了一个月，阿冬才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出来后，阿冬说这次给他触动很大，想回家了。妈妈给阿冬打来钱，他买了新手机，准备尽快回家，年后好好规划一下人生。而阿冬准备回家的时候，有医生因为「造谣传谣」被训诫。

阿冬无疑是幸运的，年前他顺利买上火车票回到了老家。回家后，他说在三和「挂逼」烟都抽不上，现在还天天抽中华。虽然在家中安逸，阿冬依然关注着三和各种动态。

「赌狗」阿成

阿成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就是人们所说的「赌狗」⁶有钱就赌。武汉封城第二天，年三十晚上，他就网路赌博把刚刚拿到的日结工钱全部输掉了，身无分文。阿成当时根本也不知武汉封城这回事，也不知道有疫情。

年初一，阿成去做了「挂逼」保安，工期最低15天。在松岗的一个深林公园，「就是打酱油，在岗亭坐着就行，因为疫情没人去公园，有去的就测一下体温」。「伙食还行，住宿8人一间，没有热水，自己买热得快烧水洗澡」。后来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阿成想着在那里躲过瘟疫，过个安稳年。

从小到大，阿成爸爸都是农闲的时候在家务农，农忙时出去打工，而妈妈则一直在家。阿成与大部分农村子弟一样，初中毕业后，16岁就出来打工了。先是表弟带他出来在一个模具厂，先做学徒，后来在厂里做调试机器之类的工作，算是技术员。

阿成在模具厂工作期间，认识了妻子。因为妻子年龄太小，妻子家人也不同意，就没领结婚证。未婚先育后，阿成和妻子回到老家，摆了酒席，算是结婚了，孩子到现在都有六岁了。

婚礼后，阿成没再回模具厂，而是在老家的建筑工地做水电安装。这种活都是按照工期算的，做一个工期可能忙几个月，之后要在家闲着一个多月，小日子过得四平八稳。没活做的时候，阿成就跟着发小去一家赌场看场子，看村外有没有警察过来抓赌，一天可以赚三百块。

后来时间长了，「看别人一夜几十万，上百万自己也想赢」。俗话说，十赌九输，阿成不到一年时间里就把自家的积蓄输光了，还跟亲朋好友借钱去赌，借不到就去借赌场提供的高利贷。先后输掉一百多万，父亲为了给他还债，把房子都卖了。

「最后纸包不住火啦，被高利贷堵上家门，我就跑啦。」阿成觉得妻子和自己没领过结婚证，以后还可以再结婚，就把妻子给逼走了，而自己「这辈子翻不了身啦」。阿成也想过自杀，可到最后连自杀都没勇气，「只能苟活」。

从老家跑路后，阿成先后去过北京、天津、珠海的工厂打工，但每个厂都是只做几个月的时间，做不长。「每天都想着赢钱，把输的钱赢回来，我就能抬起头重新做人，有钱就赌。」后来从珠海辗转来到三和，阿成学会了网赌。

别的老哥给他推荐了赌博网站，开始阿成不相信充钱之后赢了还可以提现。后来忍不住诱惑，阿成尝试了一下，充值进去三百元，没想到赢了，提现出来五百。再后来，阿成玩的越来越大，最高的时候赢到赚十几万元。可总想着把自己输掉的所有本钱都赢回来，但最后总是全部输进去了。

被收容的三和大神

就这样，在三和阿成有钱就赌，输光后没钱吃饭的时候就去做日结，或者进工厂做个一两周的那种短期工。阿成看不起那些好吃懒做的人，他在三和朋友很少，也很少有人可以说个话。据阿成说，在三和有抑郁症的人不在少数。

和往常一样，阿成初一找的这个保安工作，也是输到没钱吃饭才去做。本来阿成计划着最低15天工期可以扛过疫期，可谁能料到疫情蔓延到公园歇业，她们保安工作就没了。年初十，阿成拿了1300块的工钱出来了。

回来后，阿成想找旅馆住。以前，阿成都经常住光明玉律那里，结果过去后，阿成发现所有旅馆都封了，去石岩也是一样。没办法，阿成又回到三和，在龙华汽车站找到一家旅馆，一晚上六十八元。结果，阿成一晚上就把一千三的工钱输到只剩几十块现金。第二天，阿成就在三和睡了大街。

那时候，景乐新市场四周的城中村已经不允许随意出入了。阿成一开始在三和的三联路店铺下面露宿，再后来，三联路都开始赶人，阿成被城管赶到了别处，最后，整条三联路都封锁了。

之后，阿成无工可做，也无处可去，就被收容进了临时救助所。临时救助场所是在三和附近的学校设置的，直接用了学校的室内体育馆，湖北籍的睡二楼，其她省市的睡一楼。阿成很满意那里的生活，发被子，有饭吃，还有无线网和电视。

早上一瓶八宝粥，中午晚上每顿一桶泡面。所有人每天都在喊饿，很多老哥饿的不行就想跑，开始还可以自行离开，后来就不许自行离开。

后来，深圳的患者开始零增长，街道办就组织了现场招工，只要扫了码，显示15天内未离开深圳，都可以应聘。阿成也耐不住饥饿，向我借一百块报名费，去了工厂。

可没过几天，阿成就说待不下去，打算跑路，又要跟我再借一百元，向黑工头把身份证赎回来。可我也被尖椒部落非法开除，失业后并没有什么积蓄，上次阿成借钱后就没下文，我就不敢再借。

例外状态下的三和

在阿成还在做「挂逼」保安之时，疫情开始蔓延，根据深圳的防疫部署，三和附近的各种防疫措施也都在展开，而此刻的三和大神面临着她们未曾遭遇过的境地。

春节过后的几天，人力市场已接到通知不许再营业，但三和还是熙熙攘攘，并没有多少老哥戴上口罩。后来，城中村的烧烤架再没有支起来，只有蛋炒饭的热气孤独地伸向天空，景乐新市场的老哥依旧在海信酒店楼前徘徊。

等到年初五、六的时候，三和附近的城中村被封锁，进出必须先要用体温枪枪毙才可以，而租户必须持通行证才能出入，睡床位的只许出不许进。有一些老哥滞留在城中村里面，夜间直接露天睡在三和泊寓楼下。那栋泊寓年前装修好，一直没有住人。那晚，那栋泊寓大门紧闭，灯火通明，空无一人，楼下的三和大神裹紧了棉被。

后来，人力市场也开始全面清场封锁，不许再留人。除了城中村开始设卡用体温枪枪毙出入人员，整个三联路也开始处于半封锁状态，三和后方的景乐北区南区的村口开始设置临时救助指引。

这样的封锁状态下，三和大神不仅无工可做，饭店、超市处于营业状态也很少了，就算有钱，吃住也是问题。面对这样的无奈，很多三和大神只能住进了政府提供的临时救助站。

过了正月十五，到了02月20日，网路有传言三和人力市场开始招工，不少老哥戴着口罩从别处赶来想找份工做。其中有三和老哥提着行李箱，蹲在路口，心不在焉地在等。他们三位是因为打架被富$康开除了，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一间电子厂做数据线。

就在这之前的几天吃饭时，一位工友插队，这位老哥看着不爽，上前劝住，人家哪会理会他。这位老哥暴脾气，一个上勾拳，直接把人打翻在地。人家就报了警，结果就被开除了。疫情这个时候也敢开除，没办法，「工厂人家说了算」。

这三位老哥是富$康的派遣工，被开除后，宿舍也不让住了，只好出来找工，才能有个住的地方。「工资低不要紧，管吃管住就行。」工资16块一个小时，这都是三年前的工资，「我没有办法，因为现在不好找工作，只好先将就着」，「早知道这样（各处都在封锁），就在派出所不出来了」。

这次打架让这位老哥进了富$康的黑名单，「惨个屁，给谁打工不是打工，妳以为富$康有多好」。三位老哥等了很久，终于面包车把他们接走了。如果再忍耐一些，也许他们已安然渡过了疫情最艰难的事情。

三和在传唤阿冬，他在家里耐不住寂寞，上周坐了火车，终于回到深圳。三和这边是找不到住处了，阿冬在大浪附近住了两天，就去了一家东莞的口罩厂。隔离几天，这最近开始要上工了，他又有了跑路的想法，「都是黑中介送人头」。

此刻的深圳，依然不能随意进出城中村与各个小区，村口有检查点，路口拦截已撤离。但生活总要继续，前几日我路过公园，路过一些大型超市，门前的长椅上躺着各种休憩的人们。那些无处可去的人们，她们或者刷着手机，或者端着盒饭在吃。

例外状态下，人们从日常生活的贫乏中被抽离出来，要直面赤贫的窘境。深圳转暖了，人们还在艰难地找工。「冬天」还未离去，我只愿龙华公园早点有广场舞的欢乐。

•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湖南夏天雨水多，这天又是阴天，华姐的手又犯疼了。

与往常一样，华姐今天早起给婆婆和孩子做好了早饭。吃完早饭，华姐就匆匆骑着电瓶车赶去镇上的一家快餐店上班。

每天十个钟，如此生活一天又一天，小心翼翼守护着全家的生活。

2016年，华姐在深圳平湖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厂里给买保险，只有五险没有一金，工资还行。

夏天入职，白班夜班来回倒班。亲情驱散疲惫，予生活以温柔。工作虽累，但还好孩子在身边。

湖南距离广东近，改革开放后，很多湖南老乡都来到深圳讨生活。

2000年华姐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打工，那时的绿皮火车挤，要差不多10个小时才能到深圳。

第一次来深圳听着火车上老乡的介绍，华姐在一片拥挤和嘈杂声中听到了「那是个大城市」。

来深圳的第二年，华姐就把孩子从湖南老家接到深圳念书了，「这孩子是在深圳长大的」。那时的一切好像都步入正轨，又充满了希望，至少这要比家乡好。

2016年的夏天，在五金厂的日子不紧不慢，11月的一天，华姐上夜班。

华姐在厂里开冲床，冲床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机器是吞料的饕餮，饕餮不光吃料，它还吃人，它要求操作工精神必须非常集中。稍有不慎，就会残肢。

打工就是把人规训成机器，拿料、送料，都必须要像机器一样精准。可机器都有劳损的时候，更何况是人呢，倒夜班的时候犯困，可这机器哪知会有黑夜和休息？

那晚夜班，华姐向冲床机送料，「那个机器它就快了，我的手慢了，没拿出来」。

在珠三角地区，没人知道机器吞噬了多少工人的身体。华姐的手就这样「碎」了，同时破碎的还有华姐的生活。

厂里给华姐做了工伤鉴定，8级伤残，其实华姐的工伤够7级了，「那鉴定给人感觉好像我占了便宜似的」。那找律师打官司呢？可没钱怎么请律师，咱们小老百姓也耗不起。

华姐住了院，孩子没人照顾。这从小在深圳长大的孩子，只能转学回老家念书。

两年的住院时间，让华姐结识很多和她一样遭遇的工友。他们一起取暖，一起打气。

一个人一旦有工伤就意味着被淘汰，很多有工伤的工友就不会再有厂要他们，出院后只能回老家，华姐也这样被淘汰了。

华姐在深圳再也进不了厂，面对回老家的窘境，只能再想想办法。

「我们都是病友啊，在一起住院，你传我，我传你，就这样知道了。别人介绍我，我再介绍别人，就这样啊。」

华姐在工伤病友的介绍下认识「左撇子豆浆」。

「左撇子豆浆」是一家开在龙华水尾新村的一家早餐店，老板陈大哥也是一名工伤工人，一次事故让他失去右臂。

因为这样的经历，陈大哥特别关注工伤工人的境遇。陈大哥开店后，生意做得还算红火。他就想把自己的手艺传出去，让更多工伤工人学会这门手艺，好自己开店做买卖，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后来，陈大哥一直坚持招收免费工伤学员。他有不少学员都开了店，生意不错，人也就看到了希望。

陈大哥的故事在工伤工友圈里，传得广，不少人都知道。华姐听说后觉得挺好的，学门手艺，也许回老家后生计就不用发愁了。

2018年11月，华姐在左撇子豆浆完成了15天的课程。豆浆、肠粉，或者其他早餐，都不在话下。就这样，华姐离开了工作与生活18年的深圳，回到老家，她只带走了伤痛。

回到老家后，华姐开始筹备自己的生意。采购原材料，勘查摆摊地点，一样都不能少。

华姐的老家在农村，到镇上，骑电瓶车也要半个多小时。

她每天4点钟起床准备早餐摊，忙到6点多出发，骑电瓶车驮着待售的早餐出发，到镇上才6点半多一些些。

那时正值冬天，湖南湿冷，冻得华姐手疼。只能忍忍就过去了，因为再疼也要生活。可天冷，豆浆也冷了，这怎么卖？「结果一早上只能卖出去了10多杯」。

10多天过去了，生意都不见起色，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华姐就在镇上找工做了。

华姐自己分析说：我们镇地方小，都没有在外面吃早餐的习惯；就算在镇上租店面，也没本钱啊。

陈大哥跟她说，到深圳来开店，大城市人流量大，做生意也容易些。可华姐哪能脱得开身，家里的两个老人，还有两个孩子，都需要她照料。

现在放暑假，孩子都在家。华姐每天10个钟的班，中午还要回家给老人孩子做中饭。

「我一个月才一千五，我老公才三千元，有个儿子上学一年的学费要一万六，还有两个老母亲。」

眼下，华姐自己交着深圳的社保，毕竟到现在为止都在深圳交了11年社保了。

「本来我想要公司里面帮我买，我自己出钱，他都不同意。」

「好多人都说要我跟厂里面打官司，但我也没有什么熟人，又没有多少钱，我怕打不赢就算了，所以放弃了。」

「一个月我自己出钱640多，今年七月份又涨了，涨到700多了。」

做生意没本钱，回深圳打工没厂要。「我的生活真的很困难」，生活把她碾过去，可华姐还是把日子一天天过下来了。

青春献给深圳，但所有苦痛都需要劳动者自己来背负，「也是自己的命了」。

• source： 尖椒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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