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兩天在微信朋友圈很多轉發騰訊資本控股的「穀雨實驗室」所刊發的《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本呆迷發現了一個有趣的誤認。

一個朋友誤認為文中受訪者提到的「清湖務工圖書室」是由「清湖學堂」開辦的，這裏有必要澄清一下，很抱歉，這個圖書室是官辦的，並不是「清湖學堂」開辦的。這圖書室從小北門出來就可以看到，在村里非常醒目。

事實上，「清湖學堂」在村里的小巷子裡，招牌小，非常難找。我第一次去參加活動，笨呆路癡，導航找不過去，問了來來往往很多人，都說沒聽過這個名字。工時長，身體乏，各式手機娛樂佔有休息時間，能有多少前線工人會留意到「清湖學堂」的活動呢？我不知，反正我有參加過幾次免費英文培訓班，外國老師讓自我介紹，大部分學員都是文員之類的，而非前線工人。

當然，如果文中受訪者是「清湖學堂」的「工友」，那就更好理解了。且不論這些反動哲學與《治國理政》到底有何區別，難道這類哲學與升官發財不是同一種意識形態的不同面向嗎？參加「清湖學堂」的朋友，很多人難道不是為了更好地晉升嗎？

哲學可以成為革命的武器，也可以變為麻醉人民的鴉片。文中受訪者的學哲學與升官發財，大概可以算作殊途同歸了。

此外，我有留意到受訪者說很嫌棄對岸用語，諸如「軟體」之類。我也有同事告訴我，她沒緣由很討厭傳統儒字，既使自己可以讀懂。在這裡，被剝削的身體生產了抵抗的無意識，而毋需「清湖學堂」們的教誨。

二

十幾年前，我進入家鄉一間小食品廠做工。每日清晨六點起床，媽媽早就給我準備好了早餐，我匆匆吃完，去趕公交。在車間，我面對巨大的機器，還有流水線，不知所措。帶我的小姐姐，教我怎麼做工，怎麼玩手機不被班長發現。

工閒時，我與前面工位的一位大哥聊老闆與工廠的關係，他說老闆死掉了，工廠可以照常運轉。下班後，天色早已漆黑，我拖著一身酸臭去等公交，我的小姐姐騎電瓶車路過，說要載我回家，我羞澀地說謝謝，不用了。

那時，我剛接觸馬克思主義，白天做工，晚上回家看徐禾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越讀越興奮，原來資本家是這樣剝削工人的。直到深夜一兩點，合上書，我拿出mp3，聽著張廣天老師的歌，沉沉地失去意識。

後來，我又輾轉到了家鄉港口做保安。不許玩手機，我就拿著小紙條被單詞。休息時間，和遠方的同志聊馬克思，聊毛主席，聊精神分析和哲學，聊我們的過去和未來。仿佛世界就在眼前展開，即便我是一個辦公樓前的保安。

後來，去昆明唸書，很多朋友都說我的故事很勵志，保安去哲學系唸書，簡直是資本主義的神話。可這樣的經歷並沒有讓我欣喜，反而讓我更加認識到資本主義所提供的改變可能是多麼虛假，哲學系的老師有多無聊。

許多朋友都微信朋友圈討論騰訊穀雨那篇文中的哲學愛好者，我並不覺得業餘時間讀哲學有什麼神奇，這不過和打遊戲一樣，也是一個很平常的愛好。

每個真實都可以有許多敘事可能，比如妳說因為日常生活沒有改變的可能，一個工人在遊戲中開啟主體的行動性，從而開啟了改變的可能。坦率地說，這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說詞。

可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看到真實的實在，誰在創造財富，誰又在剝削。如果僅僅是業餘時間讀哲學，我不覺得這和業餘時間打遊戲有什麼區別。

相較大家更多討論地所謂「文化資本」與「階級凝視」，我個人認為谷雨受訪者所表達想進入學院專職做哲學意識形態工作者的想法更為有趣，這種想法顯然是一種資本主義價值敘事的典範。

一個移工對周遭世界與生活產生了困惑，不去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反而去讀學院裡的經院哲學，這不僅得不到任何答案，對自身的處境也並無益處。

從工人到哲學意識形態工作者，還是工人到有機知識分子，好像並沒有所謂的「左派」關心這個論點。

回到我自己，十多年來，我從工人到工人，經歷了發現新世界的欣喜，也有被背叛的幻滅。曾經的同志已然漸行漸遠，不過是一拍兩散。帝國的旗幟迎風飄揚，各自珍重，狗命要緊。

2018年8月28日，哲人阿兰·巴丢接受Les Inrockuptibles杂志的马修·德让(Mathieu Dejean)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阿兰·巴丢以他的新作《彼得格勒与上海》（Petrograd, Shanghaï）论述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和马克主义理论的未来。

在《彼得格勒与上海》一书中，阿兰·巴丢反思了俄罗斯1917年十月革命与震旦文化革命的失败。阿兰·巴丢拒斥当下，他因保卫毛主席的遗产而备受谣啄。在这次漫长访谈之中，哲人的思考开始展开。

马修·德让：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对于许多出版物、文献或者辩论，妳好像都不以为然。依据妳的说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要达成「共同遗忘」的目的。

阿兰·巴丢：是的，因为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影响及其所承载的当代意义，根本没有被带入到讨论。在媒体中，绝大数都视十月革命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有少数媒体把十月革命放逐到一个遥远或者另类的年代。

马修·德让：历史学人斯蒂芬·库托伊（Stéphane Courtois），即《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作者。藉此机会，他发文反对列宁，称列宁是「极权主义的发明者」，妳觉得这种思潮是法国的历史学界主流吗？

阿兰·巴丢：斯蒂芬·库托伊斯的反革命爱欲，用不着再继续肆意流淌。这是他的招牌，他以反革命谋生。把革命者扔进永远敞着口的「极权主义」垃圾桶里，在意识形态市场中是一个赚钱的好买卖，而这种把戏在媒体中一样普遍，这些媒体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寡头统治的一个部门。是的，突然之间，一个负面的列宁形象变得非常普通。尽管如此，学界和国际上仍有一股反潮流，在已知的现时代中，就把时间限定在从圣茹斯特到与罗伯斯庇尔直至今日，如果有五到六位革命与共产政治的大思想者或者勇武者的话，那么列宁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马修·德让：在关于极权主义的辩论中，妳采取了毫不含糊的立场，妳这样写道：「十月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反正不是极权主义。」依据妳的说法，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被错误等同于堕落为斯大林统治下的集权派对国家。

阿兰·巴丢：把1917年的列宁与1937年的斯大林相提并论，比二十世纪早期君主主义者将罗伯斯比尔与拿破仑放在一起比较还要荒谬。我们应该说混淆、虚假形象和恐怖的天启景象一直都是反革命的工具。1917年至多到1929年，俄国革命对于这段历史名副其实。

从1917年到1929年期间，列宁及其拥护者毫不怀疑民众集会中「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革命现实，并忠于列宁。可是就像列宁批判的那样，在红军取得残酷内战的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对建立的国家迅速堕落。列宁和毛的一个共同特质是，两人都高度怀疑，革命派对已经在国家权力的矫饰下官僚化和僵尸化了。坚持用「极权主义」来指称党国一体，并不准确，要知道列宁与毛才是极权主义的严厉批评者！

马修·德让：妳总的来说是赞美毛在1966年发动的震旦文化革命，这有争议，也有批判。在法国，少有学人把这一事件视为灵感来源，而妳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妳认为文化革命的遗产如此重要？

阿兰·巴丢：这很简单。在1950年代晚期，就像列宁死前所想的那样，毛也注意到自掌权以来，完全僵化的苏联模式结合了官僚化的共产派对，其对于党内骨干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包括军政干部，也都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基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所以毛知道，要实现共产革命的胜利与社会的完全平等，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始终主张「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没有群众的革命活动，即使派对掌权了，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新成就。这与斯大林恰恰相反，他从1920年代晚期就坚持认为「革命已经完成」。斯大林只相信国家和警察，并把清洗、驱逐和枪杀视为派对清算的必然结果。

文化革命作为重振共产主义方针的一次伟大尝试，而空前绝后的是，派对手握权力却很大程度上又反对自身的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把自己放在一个巨大的青年运动的基础之上 -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运动 - 然后把工人阶级从主要工厂中分离出来。正如巴黎公社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次血腥的失败一样，震旦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条件（派对-国家）下的第一次革命，当然它最终也失败了。对于坚信与毛同样理想的人们来说，深思这一失败责无旁贷。

马修·德让：妳认为「冲击团体的不受控制的行动很早就出现了」，在「新对旧的斗争」中，许多红卫兵臣服于「一种蓄意的野蛮行为」。在诉诸这种经验的同时，妳如何支持解放政治？

阿兰·巴丢：我不认为妳在严肃提问。妳能想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震旦发生规模如此之巨大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运动，而不会发生暴力，哪怕是大规模的暴力？任何群众运动都会给极左创造条件，他们为达目的会无节制清算，争做小领导，当然群众运动也会给右派在其过程中篡夺绝对权力创造了条件。红卫兵的过分行为 – 从运动的一开始，红卫兵就分为极端左派和保守右派 – 是群众运动的辩证法则所采取的形式。妳会因九月屠杀、恐怖的处决或旺代战争，而否定法国大革命？任何历史的诞生都是痛苦的。毛本人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毛主义领导层就知晓这一规律，并从运动一开始就积极地采取行动，反对过度和暴力。在我的书中，我有写道：1966年夏天发布的《十六条》，它的整个设想就是试图预防妳所提及的过度行为。所有这一切的真相是，善于恐吓的「人权」意识形态，喜欢把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最重要的新运动贬低成一系列的令人生厌的奇闻轶事或者不真实的统计数据。

顺便说一下，这些统计数字是当代反共产主义的一个特点。曾经在一次电视对话中，我被告知2亿人死于古拉格集中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俄国人早都死光光了。还有在另一个电视采访中，我被告知文化革命期间死亡4500万人。众所周知，可能的死亡人数是70万。当然，考虑到在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发生10年的骚动，死亡70万人并不算什么。这场运动如此重要，我们没有理由为屠杀而怀古伤今。

诚然，所有污蔑都只是统治集团的典型保守立场。从十九世纪开始，法国大革命的「叙事」就被贬低为少数贵族的悲惨遭遇。这阻碍了对任何事实真相的理解。打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私有制、家庭和国家，这是人类史上的真正变革。而如今，「极权」和「独裁」这两个词，透过自由保守主义的话语，使得真正的政治变革消失了。

马修·德让：由于毛主义勇武者狂热于「毛泽东思想」，雷蒙·阿隆将法国的毛主义者描述为「世俗宗教」。妳能理解这种批评吗？

阿兰·巴丢：前不久我出版了《真理的内在》（L’Immanence des vérités）一书，完成了我的哲学冒险。在书中，我展示了 - 我曾经说要去证明的 - 我称之为任何解放政治或其意义之普遍凝聚的「索引」，「索引」是专名。这是关于斯巴达克斯、托马斯·闵采尔、列宁、毛、卡斯特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真实。在当下支配我们的低能文字游戏中，真实被置换成「独裁者」。但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勋伯格为音乐独裁者，或称爱因斯坦为物理独裁者。

在传唤引发崭新创造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中，都有许多深刻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再造和重述的真理过程应该以专名来符号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及其失败，「毛」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的符号。那些理论和实践工作，激励着我们前进。就像颂扬国家的利己主义一样，特别是在极左语言的夸张与强调中，有着模糊宗教色彩和奴性腔调。这并不奇怪，但只是一个附带现象。

马修·德让：妳的书的副标题《二十世纪的两场革命》表明只有这两场革命。为什么不引入1918年的德国革命，或者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呢?

阿兰·巴丢：正如列宁所说，二十世纪将是革命胜利的世纪。这句话里的革命应该被理解为「有价值」的革命，值得我们学习的革命。而不是1917年之后不再具有革命立场的，最终崩坏的革命。列宁主义的标准显然是共产主义是否夺取政权。1917年之后，我们不再面临年轻列宁所面临的问题，即反思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其或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却以血腥的失败告终。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成果本身。

尽管1918年德国的斯巴达主义者和20世纪30年代末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令人感动，在某些方面也令人钦佩，但就其迅速而灾难性的结局而言，它们仍然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某种回声。如果把夺取政权当作标准，那么在二十世纪有教育价值的革命首先是震旦革命，其次是北韩、古巴、越南……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案例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十九世纪城市工人阶级起义。要知道，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都是城市工人占主导。这些二十世纪的革命更像小农社会里的战争，「革命战争」。因此，有别于从前的是，问题已经转移到夺取政权上。

二十世纪晚期，随着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转移又一次发生：我们必须反思这种衰落的原因，超越夺取政权这样的严厉和基本的问题，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如何成功。问题变成：怎样做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继续下去，甚至把运动的法则施于革命先锋队所建立的新国家？在这里，主要的参考确实是文化革命及其失败。就像巴黎公社及其失败，为列宁提供了历史材料。震旦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消逝时代的巴黎公社。

马修·德让：遍及世界的革命勇武者长期受「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响，比如震旦的毛时代。最近的经历是否让妳对全球共产主义思潮的持久性感到乐观？

阿兰·巴丢：准确来说，不管有多么必要，共产主义政治问题都不能再简化为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新的强调。尤其是以下问题：工作组织的平等过渡、农村的工业化、超越脑体分工而适应多种工作样态的工人的问世、真正的国际主义、各级群众集会的永恒在场、对国家行使监督。所有这一切 - 在马克思和列宁这里只是处于理论阶段，但在毛的震旦进行了试验和检验 - 必须掌控全球共产主义潮流，并对其重建。万事开头难，但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马修·德让：妳从「文化革命」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之一是，「任何政治解放都必须以派对模式或多派对模式为依归，才能不至陷入到无政府主义，但同时必须坚持自己为『非宗派』政治。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批判，它不过是共产派对的替身或者影子。」妳认为正确的平衡是什么？妳打算采用哪种组织形式？

阿兰·巴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但它必然导致真正的实验。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摆脱派对-国家与大众之间的简单对立。政治辩证法必须包含三点，正如我们从1920年代的毛泽东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首先，在每个层面上，透过一些大众组织及其集会与会议激发独立的群众运动；其次，一个无处不在的政治组织，它明确地承载共产主义计划，这个组织不提供空洞描述与泛泛空号，它是适当口号与未来想象的集合；最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将继续存在。

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民众运动与集会和政治组织处于辩证的两端，使之运作得当，使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而不是臣服于国家？如果政治组织与国家融合在一起，就像先前共产派对执政那样，这种辩证显然是不可能的。如何确保集体决策的三重性？文化革命之后，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如同巴黎公社之后，列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巩固政权的共产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处于我的朋友伊曼纽尔·特雷（Emmanuel Terray）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三天」。因为马克思，我们有了第一天：在工人起义一再失败的背景下，确定了原则。因为列宁，我们有了第二天：胜利是可能的，但胜利后的真共产主义性质是不稳固的。如今，在毛以后，我们有了第三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时代，创制共产组织。

马修·德让：妳最近为震旦新毛主义历史学家蒋洪生写的《上海公社》（Shanghai commune）作了序言。妳是否认为震旦新毛派的存在表明了政府对这段历史更大的宽容？

阿兰·巴丢：我不太了解那方面。我所知道的是，仅震旦就拥有我们星球上三分之一的真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仅去年一年，震旦就有7000起工人集体行动。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即大众诗歌，那是水平非常高的工人诗歌。震旦未来仍可能是共产主义行动的大本营。震旦人的大头领拒斥所有证据，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猛然让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防守姿态……

马修·德让：那么，妳如何看待今日之震旦？

阿兰·巴丢：多亏了毛时代的遗产，震旦才得以拥有有效的教育体系、先进的科学部门、劳动纪律的良好习惯、坚实的工业基础、数量庞大的农民劳动力、一个根基深厚、威权与受人尊重的派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可确保震旦发展资本主义，并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成功。某人的「辩证」格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和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座右铭一样，奠定了辉煌的成功和原始积累的基础。震旦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将富豪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并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力量。像法国、英国和美国一样，它甚至在非洲也在争夺资源和出口，尽管有着一种全新的风格，但它却是一种更加精明的帝国主义。这一切的未来会怎样？也许会像1914年的战争那样。至少，它们都在为此做准备。我们只能求助于列宁的格言：「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让我们期待第一种替代，但时间紧迫……

马修·德让：妳是当代法国被翻译的最广泛的哲学家。妳觉得妳的想法在哪些国家有最大的反响？

阿兰·巴丢：我认为这取决于我写作的不同方面。在纯哲学方面，三部曲《存在与事件》、《世界逻辑》和《世界记忆》，除了学术界之外，我想说的是德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澳大利亚、阿根廷、英国……都有翻译。而我的政治论文，除了英语国家，还有巴西、意大利、德国、印度、墨西哥都有翻译。有两个国家，震旦与土耳其，除了三部曲和我的小说，他们几乎翻译了我们所有东西。

• 原文是法文，本文根据英文翻译
• 英文翻译：David Fernbach
• 国文翻译：越异、王小嗨
• 国文校对：乔末

摘要： 列宁关于哲学的基本论点，全部哲学都是有党性的，或者唯心主义立场，或者唯物主义立场。以往，学界对于列宁哲学论点的批判，多是简单粗暴地论断其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破坏，或者是从神圣「人性论」的角度进行嘲讽。通过梳理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传统，得出列宁的哲学论点是对哲学传统最好的扬弃；而当代哲学，从拉康的自我形成机制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传唤，则反击了「人性论」对「党性」的纠缠。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论点不仅没有泯灭哲学的意义，反而是一种新的自觉的哲学实践的开始。

全部哲学史就这样成了一个战场，堆满着尸骨；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肉体死亡的个人，而且也充满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体系，在这里，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哲学史的事实并不是一项冒险的行为，一如世界的历史并不只是一些浪漫的活动，换言之，它们并不只是一件偶然的事实，迷途骑士漫游事迹之聚集：这些骑士各自为战，无目的的挣扎，他们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效果。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一（贺麟、王太庆译文）

在任何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下谈列宁的哲学都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列宁写道：「最新的哲学像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在公共场合，任何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若是不以「战斗」的姿态、用恶毒的人身攻击的方式来诋毁列宁的哲学论点，似乎就不足彰显自己哲学的普世性。他们组成反动堡垒狙击列宁的哲学论点，目的只有一个：「凌驾」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但事实上，哲学家们「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所有努力的客观作用，就是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即哲学意识形态。

列宁发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传统西方本体论哲学一个真正的超越，亦即哲学的党性。关于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发现，阿尔都塞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一种基于无产阶级党性立场的哲学实践。哲学只是作为一门没有对象的学科，以往，意识形态工作者们依据他们服务的阶级（很多人并不知晓他们在为其服务）的教诲，把哲学圣神化，他们的工作是在意识形态内部用意识形态话语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神圣化、普世化，狙击科学工作的前进。而列宁公然指出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真理，他们恼羞成怒地妄图用他们从陈旧的启蒙哲学中掏出的一些闪闪发亮的黑色粪球来螳臂挡车，可稍稍具有常识的人们只会认为他们的大粪球的抛物线轨迹是优美的。

列宁的论点，所有的哲学都是有党性的，它或者直接表述自己的立场，或者通过反击相反的立场来彰显自己的立场。绝大多数的哲学家或者哲学意识形态工作者们都要千方百计要宣称或者证明自己的无党性，而他们的无党性不过是党性的一种。依据列宁的教诲，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有必要向所谓“无党性”宣战，这算作哲学实践的一种。

1、本体论与哲学

长久以来由于国朝马哲学界对本体论的错误解读而形成一个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本体论？在这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指认为各种本体论，其主流为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争论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被指认成一种本体论哲学，被误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被湮灭在西方哲学传统中。通过梳理西方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方能传唤出本体论在国朝马哲学界里迷失的所指。

回顾西哲史，哲人们总是在以体系对抗体系的方式展开各种战斗，而这些所谓的体系就是本体论。本体论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特点在于，认为存在一个超越经验世界的秩序，它是绝对精神，是逻各斯，是存在，它是传统西方哲学体系的一切。由于西方哲学发展路径的特殊而产生的本体论，是哲学的一种特有形态。从本体论的完整发展形态看，它是把系词「是」以及分有「是」的种种「所是」(或「是者」)作为范畴，通过逻辑的方法构造出来的先验原理体系。国朝学界大有对本体论忘文生义而把它当作关于世界本体或者本原的学问，这样一种理解直接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阐述。

对于西方传统哲学，阿尔都塞在《哲学和科学家自发哲学》中把哲学家称作远离一切实践的知识分子：「他们想要隔着这段间距，用自己的词语掌握实在，把实在嵌入系统。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而世界一如既往继续它的进程。这种理论话语对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科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实践）无能为力。哲学：它的企图弥补了名号上的缺陷。这种企图生产了漂亮的话语。」通过对照俞宣孟先生给出的本体论定义，显然可以看出上面关于哲学是「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的说法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么，「哲学的党性」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和任务理解为自觉抵制建立本体论体系解释世界的诱惑，并主动打击理论危机下不可知论的一时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本体论，对唯心主义体系国王的僭越，使得现代君主有了革命的武器。

黑格尔哲学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不仅超越之前的体系，而且据称可以包涵一切，它覆盖自然和宇宙，又覆盖人类个体和人类文明。这样无所不能的「客观逻辑」是从「有」的概念推演而来。这样的体系不是从现实出发解释世界，而是从概念出发解释世界。很显然，这个宏伟的逻辑体系本身就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在「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哲学体系」这样的词语下进行的，很少使用「本体论」这个概念。但黑格尔的逻辑体系显然是一种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拒绝开创一种新的哲学(本体论哲学）来抵抗黑格尔哲学，哲学的党性使得哲学实践从这里开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一个坐标事件。这一变革是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弃扬实现，放弃以形而上的逻辑体系解释世界的企图，由此传呼的革命弥赛亚亦即唯物主义得以占据唯心主义消失之后出现的空场，使得用科学解释社会得以成为现代君主的武器。而科学的方法论也得以从意识形态的牢笼挣脱出来，从而使得从抽象逻辑概括世界的黑格尔式一元矛盾跃变成真实世界多元矛盾的过度决定。只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主要是批判本体论哲学，才可能进一步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今后“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等论断。

据此，我们知道列宁关于哲学党性的论点不仅没有抹杀哲学的意义，却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战场」有了明确指向，即消灭哲学意识形态。

2、无意识主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及党性

陷入到「党性」中而做困兽犹斗的哲学工作者们，总是用党性毁灭「光辉的人性」来对我们共产党人加以嘲讽。然而，从1965年到1967年出现的当代知识史上的大爆发，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拉康《文集》和德里达的三部著作等等的出版，形成的结构主义的视野把自启蒙时代而来由迪卡尔塑造的统治我们头脑的人的主体被彻底解构，彻底变革了人们对于自我意识的认识。这场运动被阿兰·巴迪欧称为哲学史上的最伟大变革之一。在「主体」已经被解构以后，继续谈论「人性」无疑和在量子力学时代按照经典力学讨论原子里的电子运动一样可笑。从拉康的无意识主体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疑毁灭性打击并热烈的嘲讽了以「人性论」攻击党性的论点。

2.1 无意识主体：虚假的「自我」

弗洛依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说。阿尔都塞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文中评价说，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拒绝了「经济人」一样，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拒绝了「心理人」（不再提倡虚假的「自我」）。弗洛依德之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哲学家雅克·拉康，不仅以现代结构主义和语言学重塑了精神分析，更使得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不再沉湎在泰西哲学的神话叙述中，并对「自我」及其形成机制开始有了科学的研究。

在当代，拉康是第一个宣布个体主体的「自我」死亡之人，他杀死了施蒂纳的「惟一者」，从主体性构建的虚假性的角度解构了「人性」，从而使发端自启蒙时代的整个人本主义的基根陷入根本性窘境。依据拉康的学说，个人之自我的形成，发生于一种虚假的强制性自我认同。在镜像中的虚假认同，是一种自恋式的虚假认同。当婴孩在镜子中看到相对稳固的自我影像，即误将其认同为「自我」。自我对于镜中想的误认是的开始，紧接着是命名，即个人奴隶般地被迫对一个符号( 家庭意识形态的传唤) 的认同。你一生下来，家人就叫你王小嗨，你就成为了王小嗨。人们对王小嗨有太多的期望，王小嗨应该成为听话懂事的孩子，他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王小嗨应该像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画家。你被传唤为一个家庭意识形态需要的「王小嗨」。这就是大他者传唤的结果。这就是说，人在开始学习语言时就已经处于一种暴力规训之中，从没有什么所谓符合「人性」的个人，只有他者传呼特定符号时形成的被误认的「自我」。主体在接受名字时候，就已经按照大他者的规训来塑造「自我」。进入语言维度的主体，本质上被结构成一个无意识主体。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无意识主体，意味着无意识主体不再是特殊的个体经验的层积，而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被无意识的语言结构支配的主体不再真正存在，而「自我」也不过是无意识的表征。更进一步，无意识主体对应着语言结构的大他者。至此，作为主体的人回归到「社会关系的总和」。

2.2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唤的党性

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阿尔都塞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角度，首先来阐述「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就它是一个镇压机器来说，本质在于用（肉体的或其它形式的）武力来保证生产关系（说到底是剥削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国家机器不仅为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王朝、军事王朝等等）不遗余力，而且首先要运用镇压（从最野蛮的肉体施暴、到纯粹的行政命令和禁令，直到公开和隐蔽的审查制度）来保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行的政治条件。」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镇压机器，阿尔都塞开创性地阐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只有一个的镇压机器相比，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多个，它们或者属于「公共」的，或者属于「私人」的机构（学校、家庭、教会、公会、电视报纸等等）。镇压机器通过暴力、物质力量发挥作用，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作用。最后，作为整体的国家机器完成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因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运用意识形态来发挥作用，所以如果统治阶级不能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领导地位，以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不能确保统治地位的稳固性。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在改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工具——学校，通过打碎旧有的教育工具，创制新的教育工具，革命政权得以维系革命正当性并培养革命接班人。革命不在于推翻了反动政府，而在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大革命，不仅在于要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的手中转移到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家手中，打碎了一部分暴力性国家机器再建立一部分新的暴力性国家机器，而在于粉碎了作为封建社会头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会。此后出现的民间教会，即是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创制，而作为君主则有意或无意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做出了裁决。

拉康的「虚假」自我形成正是由于大他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的传唤。按照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解读，意识形态一般是一种无历史的、共时性的、对「现实的真实关系」的想象。主体对于意识形态才有意义（误认和想象），具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需要，使具体的个人（我们所有个人）误认成具体的虚假「自我」方能完成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果我们同意先不谈论「人性」，即对未出生的孩子寄予期望的家庭意识形态，所以，甚至在出生前，孩子从来都是一个主体。「王小嗨」要继承父姓，要成为一个画家，在这样特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模子里被认定为这样的主体，从还未被孕育，就有人按照这个符号来塑造「王小嗨」。「王小嗨」并由此获得一个身份，成为被传唤出来契合再生产的不可替代的人。

如果我们只能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传唤、规训而形成主体，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照常运转，世界就不会有变革。事实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不是铁板一块。依据马克思的教诲，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产生于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即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就是对传唤具体个人为具体的某阶级而服务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占据具体个人的抢夺战。事实上，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已经传唤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即现代君主。哲学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接受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唤的哲学家个人，必然要捍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哲学意识形态）的普世性，以此彰显所谓的「无党性」。「无党性」其实是党性的一种（因为或者彰显党性无非就是资产阶级党性就是无产阶级党性，或者泯灭党性存在）。那么假如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坚持「无党性」立场，无疑不知不觉中就会成为替资本主义统治稳固添砖添瓦的一份子。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让人们沉浸在想象的关系中而不自知。与党偶然相遇的知识分子，被党的意识形态传唤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有机知识分子意味着必然要摆脱自己的成长所带来的一切，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教诲我们说，在哲学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困难的。而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天然有一套与之相伴的物质关系，这种物质基础必然孕育着唯物主义，他们天然比较容易接受符合无产阶级党性的哲学。

参考文献：

[1]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吴琼，雅克•拉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哲学家总是无谓自扰。他们是脱离实践的知识分子，远离一切事情。他们的话语无非是对这种距离的评注，以及抵赖。他们想要隔着这段间距，用自己的词语掌握实在，把实在嵌入系统。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而世界一如既往继续它的进程。这种理论话语对其他方面的实际工作（科学、艺术、政治等方面的实践）无能无力。哲学：它的企图弥补了名号上的缺陷。这种企图生产了漂亮的话语。

——路易·阿尔都塞《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

通过阅读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显然可以看出上面菩萨关于哲学是『词语复词语，体系复体系』的说法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那么，『哲学的党性』可以理解为自觉抵制建立本体论体系解释世界的诱惑，并在主动打击理论出现危机时不可知论的一时泛滥；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本体论，对唯心主义体系国王的揩跃，使得现代君主有革命的武器。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哲学的人们，当然他们也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这样宣称的，只是不自觉的证明了『哲学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罢了。

以下是对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版）第一章的摘抄，可以大概了解本体论的含义。

基本特征

…

由此我们得出初步的印象：本体论是探讨『是』以及各种『所是』的范畴间的互相关系的学说，其中『是』包括着一切一切『所是』，一切『所是』都是从『是』中产生出来的。

…

所谓『产生』其实是逻辑形式的演绎过程。….《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本土论是走向关于诸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的学说』；《美国百科全书》说，本体论之所以运用范畴来表达，是为了讲『实在』纳入『形式逻辑的法则』。

…

…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更是明确指出，本体论是『关于「是」本身，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理论或研究』。

如果说关于『是』的学说的本体论同时就是关于实在的学说，那么，本体论所谓的实在绝不是经验的实在，而是超验的（a priori）的学说。

P18

在西方哲学史上，凡是本体论，都是活动再这片先验的领域中、并且以之为对象的。这片先验的领域最初是由柏拉图设立的，称之为理念世界，它与我们的表象世界是分离存在的，然而它却是表象世界的本质、原理。在黑格尔这里，这片领域称为绝对理念或者绝对精神，黑格尔虽然不同意在绝对理念和我们表象世界之间的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他同样认为，绝对理念是纯粹的原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表现都是绝对理念的外化或展开。这样的原理由于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认识，而是先于经验的、它必定是从概念到概念构造出来的体系。

P19

康德是反对本体论的。他对于自己所反对的那个本体论的理解，与我们上述的理解是一致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把狭义的形而上学分为超验哲学（transendental philosophy）和纯粹理性的自然学（physiology of pure reason），『前者，是在不考虑可能给予的对象，而只是涉及一般的原则及一切概念的体系中，只研究悟性及理性本身（ontologia，本体论）』。

本体论就是这样与经验世界或者先于经验世界、绝对精神、纯粹理性的领域，它是纯粹的原理，『第一哲学』。

正因为本体论是先于经验的纯粹原理，这些原理从理论上讲就不是人主观设想出来的，而是概念自身逻辑运动的结果。对此，黑格尔做了如此概括：『这种精神的运动，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又从这个规定性给自己以自身同一性，因此，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我认为，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在本体论哲学家看来，正是概念的逻辑运动，才保证了这套原理系统作为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必然性。

P19

所谓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它有三个基本的特征：

• 1.从实质上讲，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哲学原理系统，这种哲学当然应归入到客观唯心主义之列；
• 2.从方法论上讲，本体论采用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
• 3.从形式上讲，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通的逻辑规定性概念，它包容其余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Ontology因之而得以命名，即它是一门关于『是』的学位，其浇适当的一民工应为『是论』。

P20

宇宙论或自然哲学

哲学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都是以我们周围的世界、自然界为对象的，宇宙论尤其是以宏观的宇宙为研究对象的…..事实上，当初的自然哲学所思考的问题，绝大部分已经为今天的自然科学所取代，如果还有所剩余，那大概就是科学方法论，或者自然辩证法。但科学方法论或自然辩证法仍然是以经验科学为基础的，这就同本体论有了明显的区别。不能科学方法论无法取代本体论，本体论从其自尊自大的气概方面说，到时要将包括科学方法论在内的一切理论包容在自己之中，如黑格尔的《逻辑学》同他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一样，不管这种企图是否成立。 …

自然哲学、宇宙论都是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是、或最终可以是经验的；本体论作为纯粹的哲学原理，则不以任何特定事物为对象，因而只能是在经验之外的，是逻辑的。…

本体论所在的逻辑领域与经验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具有质的差异的领域。

P20-P22

哲学基本问题

由恩格斯表达的哲学基本问题，即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以及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明显是反对本体论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本体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也许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批判以黑格尔为首的旧哲学的时候，很少提到本体论这个词，更是由于我们对本体论之为何物研究得不够，竟至于有本体论与为了批判本体论而提出来的哲学基本问题混淆起来的现象。…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即提出物质与精神孰先孰后的问题，明显是反对作为先验原理系统的本体论的，这点，即经点明了本体论是怎么回事之后，也许不必去多作论证了。我们在此略为多说几句的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存在与思维是否有同一性的问题，它与本体论有关系。按本体论作为纯粹的原理、是与经验世界的隔离而言，它的确存在着问题：原理世界是如何作用于现象世界的？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又怎能认识那种原理？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西方近代哲学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其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了像休谟、康德这样的不可知论，他们否定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多数哲学家则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包括黑格尔。但是黑格尔的理由是，人的认识也是绝对精神的体现和展开，因此，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对他来说没什么奇怪的。所以恩格斯批判说：『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涵在前提里面了。』这里，我们体会到，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所针对的，除了不可知论，主要是本体论的基础上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对以本体论为主要内容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才得以创立的。这种批判直指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还兼及本体论所使用的脱离生活的特殊语言王国。因此，把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概括的哲学基本问题相混淆，将会产生严重的理论错误。

P23-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