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在全美范围内女性收入约为男性收入的80%。全职女工的平均收入为42295美金，而全职男工的平均收入为52144美金。尽管这个性别收入差距展现了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和他们的储蓄能力的不同，但是这一统计数据并没有区分出这两个不同的指标：从事同种工作男女间的薪酬差异及男女在职位晋升上的差异。因此，性别收入差距部分是因为如下事实：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晋升，因此男性也在更高级别的职位上获得了更多的收入。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调查了女性在私营部门中担任经理的情况，发现男性晋升的几率要高于女性。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是一个独立联邦机构，该委员会透过联邦民权法（译者注：泛指美国联邦和各州立法机关制定的关于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的执行来促进平等。根据EEOC的数据，我们从性别的视角审视了从国家、行业和地区层面上的职位晋升情况。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雇员少于100名的雇主无需向EEOC备案，因此，EEOC的数据只覆盖了全美大概一半的私营企业。一个行业的情况取决于这个行业中大公司所占的百分比；那些主要由大公司构成的行业的数据比那些主要由小公司构成的行业的数据更能反应该行业的真实情况。

主要研究成果

• 白领阶层管理岗位主要由男性担任。尽管初阶与中阶白领中的女性雇员人数与男性大致相当，但女性担任经理与官员的人数却低于男性。在2018年，担任经理或官员的男性与担任经理或官员的女性数量之比为100：64。此外，担任执行/高级的官员或经理的男性与担任相同职位的女性数量之比为100：45。（高级经理和高级官员是经理与官员的子类别。）

• 在私营企业，男性升职的概率是女性的1.5倍。根据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2018年数据，我们发现在官员、管理人员与白领工人之中，男性升职的概率约为28％，而女性则为18％。

• 只在不到10%的行业中，女性的晋升概率高于男性。在向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报告的超过20万个雇员的55个行业中，只有5个行业女性升职的几率高于男性。这些行业有汽车和零部件经销商、航空运输、广播(互联网除外)；表演艺术、观赏性体育及相关行业、快递业。

国家整体趋势

在过去20多年之中，私营企业女性就业率比较稳定，从1999年的47.2%增长到2018年的48.2%，增幅约1%。尽管在同一时期，女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增长了近6%，但女性在所有官员和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仍不到39%。下面的图表描述了女性就业的变化以及女性官员和管理人员的百分比随时间的变化。

根据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定义，官员和管理人员包括两类工作:

• 执行/高级官员和经理
• 初级/中级官员和经理

虽然妇女占所有官员和管理人员的38.9%，但她们只占私营企业最高级别员工、执行/高级官员和经理的31.1%。下面的柱状图显示了2018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列举的所有10个工作类别的女性就业情况：执行/高级官员和经理、初级/中级官员和经理、专业人员、技术人员、销售工人、办公室文书工人、手艺工人、操作员、体力工和服务工。

与官员和经理职位不同，在以下的三种白领阶层工作类别中，女性的总体就业比例高于男性：专业人士、技术人员和销售人员。2018年，近54%的专业人士和销售人员是女性，而大约51%的技术人员是女性。

与白领工作类别相比，蓝领工作类别在性别方面的区隔更为明显。将近93％的手艺工人都是男性，他们通常从事建筑或自然资源开采（如挖矿和石油开采）工作。操作员（与手艺工人相比，操作员更少受到培训）和体力工（受过少许培训的体力劳动者）也往往是男性。相较而言，办公室文书工人与服务工通常是女性。2018年的EEOC数据显示，约73％的办公室文书工人和61％的服务工是女性。

行业趋势

尽管在全美范围的私营企业中的女性的官员与经理占比少于40%，但一些行业的女性经理占比更高。根据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数据，在超过20万雇员的55个行业之中，女性官员与经理占比从小于9%到近73%都有分布，如下图所示。

卫生保健行业的女性在官员和管理人员中所占的百分比最高，女性官员和管理人员总数也是所有行业中最多的。在2018年，在卫生保健行业中超过2/3的官员与经理都是女性，她们分布在护理与居家护理院、社会援助、医院和门诊服务等部门。其中护理与居家护理院中的女性官员与经理的占比最高，在总共154911个经理之中有112000人都是女性，女性占经理总数的大约72.6%。

由于卫生与保健行业人数众多，女性官员与经理占比高，所以该行业的女性管理人员数量很大。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医院、动态卫生与保健服务与社会援助等行业行业的女性管理人员的数量，分别位列第二、第五、第十二。

与那些女性管理人员占比更高的行业类似，女性管理人员占比低的产业也很集中，都集中在了制造业。女性管理人员占比低的五个行业中有两个是制造业，女性管理人员占比最低的10个行业中有一半是制造业，包括初级金属制造、木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制品制造和机械制造。在这五个行业里，女性官员与经理占比少于20%。

尽管与其它行业相比，卫生与保健行业的女性官员与经理占比最高，但女性得到晋升的机会依然小于男性。卫生与保健行业雇佣了大量妇女。2018年，在所有四个卫生与保健产业中78%的劳动者都是女性。自然而然，女性管理人员的占比就会高，卫生与保健行业的女性管理人员的高占比并不能说明妇女在卫生与保健行业的晋升比其它行业更容易。

为了考察特定行业中的女性占比和每个行业中的天花板，我们比较了男性与女性的晋升机率。假设只将劳动者从白领职位提升为管理职位，那么男性晋升的几率是担任管理职位的人数除以从事白领工作的人数。同样，提拔妇女的几率是担任管理职务的妇女人数除以从事白领工作的妇女总数。

我们比较了那些男性与女性晋升比率发现了一个玻璃天花板指数（译者注：玻璃天花板指基于观念或组织上存在偏见而形成的人为障碍，使得本来够资格的人在组织里的晋升变得可望而不可及）。玻璃天花板指数是女性职场晋升率除以男性职场晋升率。玻璃天花板指数等于1就意味着对于男性与女性来说，从白领职位晋升到管理职位的机率是相同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大于1，女性比男性晋升的机率更大；小于1，则与之相反。下面的表格展示了从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到最低的各个不同行业。

通过比较55个不同的行业，女性更容易晋升的行业只有5个：汽车和零部件经销、航空运输、广播(互联网除外)；表演艺术、观赏性体育及相关行业、快递业。其中汽车和零部件经销商的女性有着最高的晋升率26.7%，而男性晋升率只有22.7%。换言之，在这个行业中女性晋升率比男性晋升率高出18%。有趣的是，汽车和零部件经销中的女性官员与经理的比例为第九低，约为18%，但因为行业中女性总数少，所以女性晋升率依然很高。

对比来看，在所有55个行业中，卫生与保健行业雇佣的女性管理人员占比为第三高，达到了68.8%，而卫生与保健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指数排名却非常低。根据EEOC的数据，在2018年卫生与保健行业有大约232000名女性管理人员，但是在这个行业中却有总数接近三百万的白领劳动者。这意味着一个女性晋升管理职位的机率小于8%。相较来看，一个白领职位的男性卫生与保健工人晋升到管理层的机率为12.8%，超过女性晋升率50%。

再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使用了EEOC数据来计算每个行业的玻璃天花板指数，而EEOC的数据不包含雇员少于100名的公司。

地理趋势

除了按行业对玻璃天花板指数进行比较之外，我们还对考虑了所有行业在各州和各大都会区（译者注：即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各州和各大都会区之间玻璃天花板指数的差别，可能是下列因素导致的：各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不同，各州和各地方关于工作场所性别歧视的法律不同，以及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下面的地图显示了每个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州的玻璃天花板指数都低于1，也就是说，在所有地区，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都高于女性。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妇女在官员和经理中所占比例最高，这里的玻璃天花板指数也最高——女性在这里获得升职的几率与男性几乎一样。2018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官员和经理中间，有49.5%是女性。此外，女性获得升职的几率与男性较为接近，分别为24.1%和28.4%。也就是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玻璃天花板指数约为0.85。

科罗拉多州的玻璃天花板指数位列第二，为0.74。尽管科罗拉多州只有38.7%的经理是女性，但是白领岗位的男性和女性被提升到管理层的几率相差不大。这是因为，科罗拉多州白领岗位的女性数量没有男性多。2018年，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是24.9%，而女性获得升职的几率是18.4%。如果你在科罗拉多州获得升职，我们的工资计算器可以帮助你计算升职后的税后收入。

纽约州和华盛顿州的玻璃天花板指数均为0.73，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州，女性获得升职的几率约为男性的3/4。然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纽约州的官员和经理在白领劳动力中都占了较大的比重。2018年，纽约州大约有46.3万名官员和经理，华盛顿州则有14.2万名官员和经理。相对应的是，纽约州的白领劳动者中有25%是官员和经理，华盛顿州的白领劳动者中只有21%是官员和经理。

玻璃天花板指数较高的州，在地理上分布更广。而玻璃天花板指数较低的州主要位于南方。具体来说，在女性相比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最低的10个州中，有7个位于南方：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西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阿拉巴马州。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是女性的两倍。

在最容易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五个都会区中，其中三个位于西海岸，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奥克兰-海沃德都会区、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塔科马-贝尔维尤都会区、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长滩-阿纳海姆都会区。这三个都会区的玻璃天花板指数都高于0.74，比全国平均的0.64高15%。

在各都会区中，纽约-纽瓦克-泽西城都会区的玻璃天花板指数位列第四，为0.74——尽管该都会区官员和经理中女性的比例在15个大都会区中最高。在纽约-纽瓦克-泽西城都会区的全部54.1万名官员和经理中，约有23.3万人是女性。然而，白领女性劳动者的数量有99.4万之多，意味着女性获得升职的几率只有23.4%，低于男性的31.8%。

在美国15个大都会区中，玻璃天花板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4个。它们分别是：加州的河滨-圣贝纳迪诺-安大略都会区、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伍德兰兹-糖城都会区、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堡-劳德代尔堡-西棕榈滩都会区、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卡姆登-威明顿都会区。与我们上面提到的情况最差的四个州一样，在河滨-圣贝纳迪诺-安大略都会区，男性获得升职的几率是女性的两倍还多。

数据与方法论

这项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EEOC。EEOC是一个政府机构，该机构会公布按照性别/种族/民族等分类的美国劳动力人口统计数据。法律规定，在每个财年结束之前，所有雇佣100名或者以上员工的雇主，都要向EEOC提交雇主信息报告EEO-1。2018年，一共有281932个私营企业向EEOC上报了关于大约5610万工人的数据。因为美国私营部门一共有一亿八百万工人，所以EEOC的数据覆盖了大约一半的私营企业劳动力。

对于产业趋势部分，我们考查了5500个北美产业分类标准里的产业，涉及的员工20万名。而对于地理趋势部分，2018年EEOC的数据中缺少了怀俄明州的数据。

以下是充分利用晋升机会的建议：

• 要求涨薪。人力资源公司OfficeTeam最近做了一个关于300个工人的调查。根据这一调查，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升职了却没有加薪。如果你接受了升职，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务必要求得到公正的待遇。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看看其他跟你同样职位的人的收入是多少。劳工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就业统计数据会展示各种岗位的平均小时工资和年薪。

• 合理使用增加的工资。如果你加薪了，想一想使用这些你挣到的额外的钱的最好方式。我们的工资计算器可以帮助你计算到手的收入上的差额。知道这一差额之后，考虑将其中一些钱放到储蓄账户中，以充分利用复利的好处。瞅一眼我们的投资计算器，看看你的钱能怎样随着时间增长。

• 考虑找一个专业的顾问。一个财务顾问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管理自己的钱。找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合适的财务顾问并不一定就很难。SmartAsset的免费工具可以在5分钟之内，为你匹配你所在地域的财务顾问。如果你准备好给自己配一个财务顾问，来帮助自己实现财务目标，那现在就开始吧。

• 原文标题：Women in the Workforce: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in America – 2020 Study

• 原文链接：https://finance.yahoo.com/news/women-workforce-breaking-glass-ceiling-123026741.html

• 作者：Stephanie Horan, CEPF®

• 翻译：王小嗨、越异

• 校对：思思

2006年8月18日，我被男朋友强奸。第二天，我强忍住眼泪，在电话里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我编造了为什么没能参加第二轮面试的理由。那是来自我应聘公司的电话，事实上，我急需这份工作。我挂电话之后，看到了一条他发来的短信：「这还没完，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完……」

第三天，我去参加了第二轮面试，面试地点是芝加哥的西亚士大厦星巴克。在搭乘火车去参加面试的路上，我一路不停地张望周遭，身体止不住发抖。那时，我急需要一份工作。两周之前，我被塔吉特解雇，看不到未来。我知道进入大楼需要安检，那里有一个金属探测器，我这才压制住自己随身带把小刀自卫的冲动。

面试官问：「如果妳看到一个同事偷东西，妳会怎么办？」

我的大脑飞转。为了一份时薪7.75美元的屁工作，我冒着生命危险离开了家，我不只值这么点吧？我们都不只值这么点吧？

「我当然会立刻上报管理人员，我强歼无法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偷公司的东西……」

我说了她们想要的回答。

2006年8月22日，我开始在星巴克上班，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编者注：本文英文原文发布于2011年12月5日）。

每年我们都会有一次年审，那些负责评审的人，她们都比我年轻，但收入比我高出太多。我需要努力向她们解释，我的工作有多么努力和辛苦：疼痛的背部和手腕、炸裂的双手、黑眼袋、烫伤、青肿的手臂，这些都是我努力工作的证据。更不要说顾客们持续不断的侮辱，这也让我感到辛酸。「宝贝、小甜甜、婊子、贱人」，除了说这些侮辱性语言，她们还盯着我看，甚至下班之后尾随我。

我需要向她们解释这些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理应加薪33美分而不是22美分。这是对工人的侮辱，尤其是对女工。对于我来说，我爱的人，他强奸了我，我每年这个时候的后四天都必须为自己的努力工作而辩护，年审就是提醒我我被强奸了。

我也希望是我夸张了，但事实是，我只是说了我的真实感受。既然我们在谈劳动，我也可以说说我当初被强奸的时候为什么等到早上才离开事发地。首先，我害怕半夜三点坐地铁回家。其次，我需要第二天去打零工。我闺蜜（我男友的另一个伴侣）将从这里接我到她有钱爸妈的家里，去做清洁赚钱。

我急需要把自己的劳动换成金钱，我一夜无眠地躺在了强奸我的人身旁。为了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我也对他撒谎，向他承诺永远不告诉别人，永远不离开他，我说了这些我当时不确定会不会违背的承诺。

当我跪在我闺蜜父母家的地板上擦地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贫穷就是一种严重的暴力。

我站起来，把一切都告诉我闺蜜了，但她没有对我说任何支持的话。她说她羡慕我，这让我想吐。我让她带我回家，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清洁她爸妈的房子。

虽然我几乎没做什么，但她还是把钱给我了，并开车把我送回家。我想她大概感到内疚吧。当我意识到他摆布人的手段同样会用在她的身上的时候，我就很少埋怨她了。我知道，她受害的程度比我更重。我走了，可她决定留下来，并且还背叛了另一位妇女。这些操控人的手段真可怕。

在遭受性侵后的几个月里，我参加了一个家暴项目的免费心理咨询。在那里，我经历了一些训练，这些训练强迫我去回忆一些与他在一起的美好回忆。我并不想去回忆这些。我们约会了几年，中间也有一些很美好的时光。但我只希望这些都从来没发生过，我希望我没有认识过他，我不想记起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味道。我把我生活里所有他给过我的东西或让我想起他的东西都清掉了。我的心理咨询师想找出造成创伤的根本原因，因为我那么责怪自己。

经过了差不多六个月的心理咨询，我们突然有了一个突破。我发现他一直很爱操控人，一直在使用语言暴力。他会打击我的自信，他想让我痛苦。因为这样，我就觉得自己需要他。所以，我渴望他的赞赏和关注。被性侵之前的几天，我正开始维护自己，不再像之前那样忍耐他。而之前我觉得他做得太过分，或者拒绝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只需要贬低我，我就会同意（他的要求）。我的心理咨询师认为，他可能觉得失去了对我的控制，才会强奸我。驯马需要先击溃它，他就是如此待我。

通过心理咨询，我开始发现自己有价值，开始觉得他才是可怜的失败者，而我不是。他在我这里不停索求，永远欲求不满。他要我的身体和灵魂。他要占有一切让他欲罢不能的东西。

当我开始更坚强，开始没那么害怕，我就开始无法忍耐那些没有礼貌的客户。不忍耐无礼的客户就意味着会被客户投诉，就需要面对老板的怒火，也就意味着我也要跟我的老板对抗。我不想再像受害者一样生活了，一次机缘让我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

在工会，我认识到了组织起来的劳工。我决定了，如果我不愿当一个男人的奴隶，为何当一个老板、一个企业又或者一个客户的奴隶呢？

我看到了坐在办公桌后的老板，他喝着我做的咖啡，看着我和同事的劳动给她们创造出来的销售数据，而我们则工作到筋疲力尽。妈妈们说因为想念孩子，而错过了制作拿铁的第一步。我认识不少孕妇宫口扩张的时候还在继续上班，拿胎儿和自己冒险，仅仅因为产假太短，她们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新出生的婴儿。这些情形的出现，老板们和公司们必须负责。

这些老板很会操控人：连续几个班虐待妳，拒绝给妳休息，说妳笨，提拔性骚扰妳的人，排班排得让妳无法正常睡眠，挑一些小事情——如妳忘记穿黑袜子和忘记盖住纹身——为由拒绝给妳加薪。

我们开始组织起来之后，她们维持一段时间这种行为，然后突然组织一个披萨派对。于是大部分工人会感谢老板，而且对于老板关心我们这件事，她们会说上几周。呵呵，老板真好心，我们真好运。

突然之间，所有的虐待都消失了，怨恨也随之消失了。老板们被欢迎回到小组谈话，并被邀请参加迎婴派对。

我看不到这个场景跟男人打完女朋友带花和糖来和好，再重新开始一轮暴力有什么区别。

我不羞耻于被强奸或被我的前男友摆布，我不羞耻于离开他和试图疗伤，我不羞耻于我在星巴克工作所见和所受的虐待，但我拒绝因一场简单的披萨派对就原谅她们。

我不要披萨，也不要花，我要一个不被奴化的生活，我要结束这种虐待。

是，我可以辞职，就如跟一个暴力男朋友分手。但下一份工作只会让我重新开始一轮受虐，下一份工作就是下一个暴力伴侣。

因此，我要留下来，我要斗争，我要通过与其他受害者，与我的同事，一起组织起来而斗争。或者起码联结那些受压迫到了底线、决定要爬出来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和压迫自己的人「分手」，当她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当她们也找到了勇气的时候，我将在这儿。

我们一起努力改善工作条件，拒绝她们的过分要求，拒绝给出我们的劳动，拒绝用我们的身体服务她们的欲望。

我这五年过得很棒，我从那份感情带给我的虐待和耻辱中走出来了。我在工作中也会使用心理咨询师教给我的东西，这让我治愈了自己的创伤。

从此，我拒绝做一个受害者。我决心要记住自己的价值，尝试帮助更多人去治愈因雇主和客户的虐待所造成的创伤。一走了之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有确认自身劳动的尊严，我们才能不至于总是陷入这些操蛋的境况。

老板会用她们从我们身上剥削到的钱购买地产，她们会有最好的医生，她们的孩子会有最好的教育，她们的父母都会老有所养。我们忍受饥饿的同时，她们会享受我们劳动的果实，跟骗走妳钱的伴侣没有什么区别。

一杯牛奶的价格就是我一个小时的工资，而我一小时内做了超过100杯。当我想到这些，被高温烫伤的伤口更加疼痛了。

当妳的老板或妳被虐待的同事想让妳相信妳的劳动没有价值，不要听她们的；当她们贬低妳的工作，仅仅因为妳从事快餐或零售行业，不要相信她们。无论妳为讨生活坐在一张办公桌后，还是在送外卖、清厕所、缝裤子、上台演出……请记住，如果老板自己能做到这些事情，她们就不会用妳，她们需要妳比妳需要她们多得多。

的确，当妳站起来反抗的时候，虐待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就如我所经历的。如果被强奸，才能从这种可怕的破坏性的关系里摆脱出来，那就这样吧。如果拒绝奴役和解放需要付出代价，它的确给我以教诲。

我不会当一个奴隶，我不会当一个奴婢。不要虐待我的身心，不要贬低我的心灵。老板们要分裂我们，就像亲密关系中（控制我们）的伴侣一样，她们会说我们没有朋友。这都是为了孤立妳，让妳感觉到孤单、无助，好像妳大声呼喊都没人听到。不要让她们得逞，反对孤立。向妳的同事伸出援手，拒绝不安全的工作，要求妳应得的工资。劳动者应该有尊严地活着，我们劳动，就要有所获。理应如此。

如果妳从一段虐待性的关系中走出来过，妳应该明白当时妳有多需要解脱。妳回想过一万遍，妳觉得事情也许会变得更糟糕，妳很感激自己能活着出来。

试想一下，如果工作上的虐待停止了，那将会怎样？试想一下，有一天妳不再为早上打卡感到恐惧。试想一下，如果现在是老板怕妳了？如果她们不再敢打妳，骂妳，骚扰妳？如果她们准时给妳休息，也不扣妳加班费？如果妳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上班时间和选择自己的工作任务？如果妳自己可以定妳的工资？

终有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

• 原文链接：https://libcom.org/blog/my-body-my-rules-case-rape-domestic-violence-survivors-becoming-workplace-organizers
• 作者：Liberté Locke，作者是美国星巴克工会组织者
• 本文为微工荟翻译作品，由王小嗨改定

所有科技公司都宣称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好」，可它们却在无时无刻地生产着不平等。从硅谷程序员到共享租车的司机，再到各间大公司里的后勤临时工，他们都开始改变科技寡头所制造的不平等。

2019年9月13日，在大数据挖掘公司帕兰提尔科技的纽约分部与加州帕罗奥多分部外，有超过一百多位活动者同时在抗议。这些抗议者希望人们应该看到这间公司参与了政府的工作，它的大数据挖掘技术已经被用于非移民的甄别与驱逐。

在帕兰提尔公司外，抗议人士安置了带刺的铁丝网，它象征着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历史。要知道，帕兰提尔科技的首席执行官亚力斯·卡普就是犹太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大屠杀期间，IBM使用最新的技术来收集人口普查信息，这些信息被用来识别欧洲各地的犹太人。」

「如果当时的IBM的员工说不呢？」

「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如果帕兰提尔的员工现在说不呢？有多少家庭可以保持完整？」

当天下午，人们就去了卡普的家抗议，「帕兰提尔, 你知道这是事实」，「大数据筛选与驱逐移民就取决于你」。犹太新年马上要到了，人们呼吁亚力斯·卡普不要重复纳粹德国的错误。

抗议人士希望以此给帕兰提尔公司高层施加压力，不仅仅是首席执行官亚力斯·卡普，还有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还有帕兰提尔的投资人美国总统川普。这些抗议所带来的压力同样也影响到帕兰提尔公司的员工。

人们的愤怒和抗议，并非临时起意。人们愤怒于帕兰提尔公司与政府签下合同，用大数据筛选与驱逐移民，人们愤怒于一周前卡普在报纸宣称将与政府继续合作。其实愤怒也并非开始于帕兰提尔，一对墨西哥父女因偷渡而溺亡的悲惨景象早就震惊了美国人民。

当我们回顾过去，不同的工人群体有着自己的抗议行动，虽然他们都是孤立行动。但也许你可以问：「他们可以行动，为什么我们不行？」

2018年，谷歌员工罢工，当时有2万多名谷歌员工离职，以此抗议公司内部的性骚扰。

2018年，旧金山打算向大型企业征收小额税款，以服务无家可归者。推特（社交网站）和条纹支付的首席执行官资助这一提案的反对者，引发一系列抗议。（提案最后没有通过）

2019年，优步和来福车（美国流行的打车软件）都发生了大罢工，世界各地的司机停止接单24小时。

就像2018年美国公立学校罢工，科技业也是一个运动导向下一个。因为科技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摧毁传统行业，而创新带来的利润并未惠及每一个人。科技链接起世界，却把家庭撕裂。

随着，程序员、出租车司机、后勤临时工，这些不同的科技工人群体开始团结起来了。当他们真正地团结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迫使科技公司做出改变并践行它们的承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科技工人组织起来并不容易，迫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硅谷崛起」的发言人杰弗里·布坎南说：「虽然以前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远没川普在科技业界搞的事情多。」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所有人都还处于震惊和困惑的状态。几周后，川普就会见了科技业界的各间公司老板。从那一刻起，工人就意识到他们的老板将会向川普政府妥协，而不是反抗。

川普当选的几年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都已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2017年，谷歌与五角大楼合作开发杀人的人工智能。而在最近，微软赢得与五角大楼的云计算合同。

雅内塔·冈萨雷斯是一个草根组织「米延特」的组织者，米延特是一个拉丁裔与墨西哥裔的组织，他们参与组织了这次帕兰提尔的抗议行动。冈萨雷斯说：「我不懂高科技，我甚至连脸书（社交网站）都不会用，大家经常拿这个开玩笑。但我们开始关注这些科技产品了，因为它们正在影响我们的社区。」

冈萨雷斯解释到，随着政府打击移民的力度加大。「米延特」已经开始关注数据采集、GPS定位与人脸识别等技术乱用所引发的问题。冈萨雷斯说：「这些技术都会用于美国下一阶段的种族监禁。科技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人们充满了希望，也感到兴奋，但我们也看到技术的负面后果。科技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道德问题，不止是那些科技产品的用户要承受，科技业界的工人也要承受。」

冈萨雷斯的这种反省，在科技业界并不多见。科技业界的工作者们相信技术可以通向一个自由社会。他们推崇加密技术，不相信中心化。技术乐观主义者笃信技术可以改造传统行业，建立一个自由社会。

事实上，科技行业不过是在复制过去的经济模式，但它们比传统行业更有效率。科技行业利用国家监管的漏洞，从而让工人没有保护措施。科技业界相信市场的力量，而事实上市场只会让财富与权力流向资本家。而效率更高，则这意味着财富不匀愈加严重。

越来越多科技业界的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并不会因科技而变得美好，除非他们阻止这一切。

伊丹·阿尔瓦是一名49岁的科技工人。他来自以色列，在美国生活了19年，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金融机构、学校和其他科技公司工作过。几年前，他下载了来福车，作为一份兼职工作，在上下班的路上接送乘客，赚点外快。阿尔瓦被解雇后，他开始全职开车，这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解释说：「工资（比之前）少了很多，与此同时，你要花更多的钱来维修汽车。」

「大多数司机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在赔钱，而不是在赚钱，因为这些成本是分散的。」

「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在旧金山湾区几乎无法谋生，这会引起怨恨，尤其当你发现那些经理一年挣4500万美元的时候。」

伊丹·阿尔瓦目睹了富人的生活方式与司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他决定加入行动。

「零工崛起」是一个主要由优步与来福车司机组成的组织，零工通过这个组织来争取基本生活工资，要求在工作上有发言权。

伊丹·阿尔瓦就加入了「零工崛起」，虽然他参与「零工崛起」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但他也在考虑下一份工作，不管那是什么。

技术进步会带来什么？算法可以写文案，出租车与卡车可以自动驾驶，机器人可以做服务员和调酒师。阿尔瓦：「任何行业都可以使用软件完成。」「像来福车和优步就很能说明问题，员工没有好处，甚至投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好处，只有少数人因此发财。这看起来像金字塔骗局。「

「零工崛起」已经推动加州立法保护零工，优步和来福车工作的司机必须被视为雇员，而不是承包商。这将意味着司机将获得最低工资、工人补偿和其他福利。这将彻底颠覆出租车共享行业，它将迫使企业保护员工。

卡洛斯·拉莫斯已经开了三年来福车，也加入了「零工崛起」。他说开着车在路上，都不敢想什么，因为「如果外面发生了什么，你只能靠自己了」。

拉莫斯对加州通过了保护零工的法案而感觉高兴，但他不觉得科技业的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对抗科技行业的当下运作方式。拉莫斯的出租车经常会接送一些旧金山程序员，「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他们有钱，我们穷。他们的办公室有米其林星级的厨师，我们能吃个便当就不错了。他们担心价值百万美元房子的开销，而我们却睡在车里。」

拉莫斯认为，如果科技行业的运作方式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程序员与司机的差别待遇就必须得取消。

艾瑞克是一个科技工人，他已经在科技业界工作了近15年。他现在在一家他认为「相当标准的初创公司」工作，虽然一切进展顺利，但他们的技术部门刚刚被母公司分拆，这让员工们产生了疑惑。

艾瑞克质问道：「这项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让世界变得更好了?」

艾瑞克说：「我只看到通过这些技术赚钱，但技术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多年来，艾瑞克一直希望技术改变世界，而现在他认识到整个行业正处于「荒谬的循环」之中，银行和风投希望更多的钱，没人关心工人工作是否稳定，更不要说改变世界了。现在公司架构的改变，艾瑞克对于未来感到模糊。艾瑞克：「我们唯一能做就是辞职，除非大家团结起来与公司协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艾瑞克转而求助于解决老板和员工之间权力失衡的唯一办法：组建工会。

眼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科技业界的新工人正在从技术乐观主义变成了技术怀疑主义。随着对那些科技寡头的曝光越来越多，开放式办公室里的乒乓球桌、签约奖金都不足以让人们接受这样的工作。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川普政府在科技业界的胡作非为，是否会使得更多人开始反思科技改变世界这件事？

倡导组织「技术公正合作」的负责人凯瑟琳·布雷西说：「如果你是一个25岁的科技业的工人，背负六十万美元学生贷款，每年利息8%，那你根本买不起房。你和三个室友合租，到了35岁，你会认为这个经济体系已经控制了你。」

「学生为了所有人的解放」运动，宣称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他们致力于动员学生加入到解放运动。一直以来，「学生为了所有人的解放」都在敦促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放弃在谷歌和脸书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工作。

「学生为了所有人的解放」希望透过直接行动、教育、社区建设，通过与边缘人群合作，打破冷漠的文化，改变压迫的现状。

2019年9月，来自17所大学的1200多名学生承诺不为帕兰提尔工作。

毕业生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的「好」的科技工作。

川普的反动是反击科技寡头的助燃剂，这场运动不会因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而熄灭。

• source: 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7x5a54/how-workers-are-fighting-back-against-big-tech-v26n4
• 本文由查无此人翻译，王小嗨改定

2018年8月28日，哲人阿兰·巴丢接受Les Inrockuptibles杂志的马修·德让(Mathieu Dejean)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阿兰·巴丢以他的新作《彼得格勒与上海》（Petrograd, Shanghaï）论述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和马克主义理论的未来。

在《彼得格勒与上海》一书中，阿兰·巴丢反思了俄罗斯1917年十月革命与震旦文化革命的失败。阿兰·巴丢拒斥当下，他因保卫毛主席的遗产而备受谣啄。在这次漫长访谈之中，哲人的思考开始展开。

马修·德让：1917年10月的俄国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对于许多出版物、文献或者辩论，妳好像都不以为然。依据妳的说法，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要达成「共同遗忘」的目的。

阿兰·巴丢：是的，因为十月革命的真实情况、影响及其所承载的当代意义，根本没有被带入到讨论。在媒体中，绝大数都视十月革命为「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有少数媒体把十月革命放逐到一个遥远或者另类的年代。

马修·德让：历史学人斯蒂芬·库托伊（Stéphane Courtois），即《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的作者。藉此机会，他发文反对列宁，称列宁是「极权主义的发明者」，妳觉得这种思潮是法国的历史学界主流吗？

阿兰·巴丢：斯蒂芬·库托伊斯的反革命爱欲，用不着再继续肆意流淌。这是他的招牌，他以反革命谋生。把革命者扔进永远敞着口的「极权主义」垃圾桶里，在意识形态市场中是一个赚钱的好买卖，而这种把戏在媒体中一样普遍，这些媒体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寡头统治的一个部门。是的，突然之间，一个负面的列宁形象变得非常普通。尽管如此，学界和国际上仍有一股反潮流，在已知的现时代中，就把时间限定在从圣茹斯特到与罗伯斯庇尔直至今日，如果有五到六位革命与共产政治的大思想者或者勇武者的话，那么列宁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马修·德让：在关于极权主义的辩论中，妳采取了毫不含糊的立场，妳这样写道：「十月革命，说一千道一万，反正不是极权主义。」依据妳的说法，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被错误等同于堕落为斯大林统治下的集权派对国家。

阿兰·巴丢：把1917年的列宁与1937年的斯大林相提并论，比二十世纪早期君主主义者将罗伯斯比尔与拿破仑放在一起比较还要荒谬。我们应该说混淆、虚假形象和恐怖的天启景象一直都是反革命的工具。1917年至多到1929年，俄国革命对于这段历史名副其实。

从1917年到1929年期间，列宁及其拥护者毫不怀疑民众集会中「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革命现实，并忠于列宁。可是就像列宁批判的那样，在红军取得残酷内战的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派对建立的国家迅速堕落。列宁和毛的一个共同特质是，两人都高度怀疑，革命派对已经在国家权力的矫饰下官僚化和僵尸化了。坚持用「极权主义」来指称党国一体，并不准确，要知道列宁与毛才是极权主义的严厉批评者！

马修·德让：妳总的来说是赞美毛在1966年发动的震旦文化革命，这有争议，也有批判。在法国，少有学人把这一事件视为灵感来源，而妳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妳认为文化革命的遗产如此重要？

阿兰·巴丢：这很简单。在1950年代晚期，就像列宁死前所想的那样，毛也注意到自掌权以来，完全僵化的苏联模式结合了官僚化的共产派对，其对于党内骨干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包括军政干部，也都与共产主义分道扬镳。基于苏联的经验教训，所以毛知道，要实现共产革命的胜利与社会的完全平等，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始终主张「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就没有共产主义」。这就是说，没有群众的革命活动，即使派对掌权了，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新成就。这与斯大林恰恰相反，他从1920年代晚期就坚持认为「革命已经完成」。斯大林只相信国家和警察，并把清洗、驱逐和枪杀视为派对清算的必然结果。

文化革命作为重振共产主义方针的一次伟大尝试，而空前绝后的是，派对手握权力却很大程度上又反对自身的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把自己放在一个巨大的青年运动的基础之上 - 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运动 - 然后把工人阶级从主要工厂中分离出来。正如巴黎公社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一次血腥的失败一样，震旦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条件（派对-国家）下的第一次革命，当然它最终也失败了。对于坚信与毛同样理想的人们来说，深思这一失败责无旁贷。

马修·德让：妳认为「冲击团体的不受控制的行动很早就出现了」，在「新对旧的斗争」中，许多红卫兵臣服于「一种蓄意的野蛮行为」。在诉诸这种经验的同时，妳如何支持解放政治？

阿兰·巴丢：我不认为妳在严肃提问。妳能想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震旦发生规模如此之巨大和持续时间如此之久的运动，而不会发生暴力，哪怕是大规模的暴力？任何群众运动都会给极左创造条件，他们为达目的会无节制清算，争做小领导，当然群众运动也会给右派在其过程中篡夺绝对权力创造了条件。红卫兵的过分行为 – 从运动的一开始，红卫兵就分为极端左派和保守右派 – 是群众运动的辩证法则所采取的形式。妳会因九月屠杀、恐怖的处决或旺代战争，而否定法国大革命？任何历史的诞生都是痛苦的。毛本人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毛主义领导层就知晓这一规律，并从运动一开始就积极地采取行动，反对过度和暴力。在我的书中，我有写道：1966年夏天发布的《十六条》，它的整个设想就是试图预防妳所提及的过度行为。所有这一切的真相是，善于恐吓的「人权」意识形态，喜欢把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最重要的新运动贬低成一系列的令人生厌的奇闻轶事或者不真实的统计数据。

顺便说一下，这些统计数字是当代反共产主义的一个特点。曾经在一次电视对话中，我被告知2亿人死于古拉格集中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俄国人早都死光光了。还有在另一个电视采访中，我被告知文化革命期间死亡4500万人。众所周知，可能的死亡人数是70万。当然，考虑到在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发生10年的骚动，死亡70万人并不算什么。这场运动如此重要，我们没有理由为屠杀而怀古伤今。

诚然，所有污蔑都只是统治集团的典型保守立场。从十九世纪开始，法国大革命的「叙事」就被贬低为少数贵族的悲惨遭遇。这阻碍了对任何事实真相的理解。打碎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私有制、家庭和国家，这是人类史上的真正变革。而如今，「极权」和「独裁」这两个词，透过自由保守主义的话语，使得真正的政治变革消失了。

马修·德让：由于毛主义勇武者狂热于「毛泽东思想」，雷蒙·阿隆将法国的毛主义者描述为「世俗宗教」。妳能理解这种批评吗？

阿兰·巴丢：前不久我出版了《真理的内在》（L’Immanence des vérités）一书，完成了我的哲学冒险。在书中，我展示了 - 我曾经说要去证明的 - 我称之为任何解放政治或其意义之普遍凝聚的「索引」，「索引」是专名。这是关于斯巴达克斯、托马斯·闵采尔、列宁、毛、卡斯特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真实。在当下支配我们的低能文字游戏中，真实被置换成「独裁者」。但推而广之，我们也可以勋伯格为音乐独裁者，或称爱因斯坦为物理独裁者。

在传唤引发崭新创造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中，都有许多深刻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再造和重述的真理过程应该以专名来符号化。通过反思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及其失败，「毛」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的符号。那些理论和实践工作，激励着我们前进。就像颂扬国家的利己主义一样，特别是在极左语言的夸张与强调中，有着模糊宗教色彩和奴性腔调。这并不奇怪，但只是一个附带现象。

马修·德让：妳的书的副标题《二十世纪的两场革命》表明只有这两场革命。为什么不引入1918年的德国革命，或者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呢?

阿兰·巴丢：正如列宁所说，二十世纪将是革命胜利的世纪。这句话里的革命应该被理解为「有价值」的革命，值得我们学习的革命。而不是1917年之后不再具有革命立场的，最终崩坏的革命。列宁主义的标准显然是共产主义是否夺取政权。1917年之后，我们不再面临年轻列宁所面临的问题，即反思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其或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革命，却以血腥的失败告终。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成果本身。

尽管1918年德国的斯巴达主义者和20世纪30年代末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令人感动，在某些方面也令人钦佩，但就其迅速而灾难性的结局而言，它们仍然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某种回声。如果把夺取政权当作标准，那么在二十世纪有教育价值的革命首先是震旦革命，其次是北韩、古巴、越南……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案例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十九世纪城市工人阶级起义。要知道，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都是城市工人占主导。这些二十世纪的革命更像小农社会里的战争，「革命战争」。因此，有别于从前的是，问题已经转移到夺取政权上。

二十世纪晚期，随着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转移又一次发生：我们必须反思这种衰落的原因，超越夺取政权这样的严厉和基本的问题，思考共产主义运动如何成功。问题变成：怎样做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继续下去，甚至把运动的法则施于革命先锋队所建立的新国家？在这里，主要的参考确实是文化革命及其失败。就像巴黎公社及其失败，为列宁提供了历史材料。震旦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消逝时代的巴黎公社。

马修·德让：遍及世界的革命勇武者长期受「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响，比如震旦的毛时代。最近的经历是否让妳对全球共产主义思潮的持久性感到乐观？

阿兰·巴丢：准确来说，不管有多么必要，共产主义政治问题都不能再简化为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新的强调。尤其是以下问题：工作组织的平等过渡、农村的工业化、超越脑体分工而适应多种工作样态的工人的问世、真正的国际主义、各级群众集会的永恒在场、对国家行使监督。所有这一切 - 在马克思和列宁这里只是处于理论阶段，但在毛的震旦进行了试验和检验 - 必须掌控全球共产主义潮流，并对其重建。万事开头难，但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马修·德让：妳从「文化革命」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之一是，「任何政治解放都必须以派对模式或多派对模式为依归，才能不至陷入到无政府主义，但同时必须坚持自己为『非宗派』政治。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过是徒劳无益的批判，它不过是共产派对的替身或者影子。」妳认为正确的平衡是什么？妳打算采用哪种组织形式？

阿兰·巴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但它必然导致真正的实验。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摆脱派对-国家与大众之间的简单对立。政治辩证法必须包含三点，正如我们从1920年代的毛泽东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经看到的那样。首先，在每个层面上，透过一些大众组织及其集会与会议激发独立的群众运动；其次，一个无处不在的政治组织，它明确地承载共产主义计划，这个组织不提供空洞描述与泛泛空号，它是适当口号与未来想象的集合；最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将继续存在。

最复杂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民众运动与集会和政治组织处于辩证的两端，使之运作得当，使国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而不是臣服于国家？如果政治组织与国家融合在一起，就像先前共产派对执政那样，这种辩证显然是不可能的。如何确保集体决策的三重性？文化革命之后，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如同巴黎公社之后，列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巩固政权的共产组织。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处于我的朋友伊曼纽尔·特雷（Emmanuel Terray）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三天」。因为马克思，我们有了第一天：在工人起义一再失败的背景下，确定了原则。因为列宁，我们有了第二天：胜利是可能的，但胜利后的真共产主义性质是不稳固的。如今，在毛以后，我们有了第三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时代，创制共产组织。

马修·德让：妳最近为震旦新毛主义历史学家蒋洪生写的《上海公社》（Shanghai commune）作了序言。妳是否认为震旦新毛派的存在表明了政府对这段历史更大的宽容？

阿兰·巴丢：我不太了解那方面。我所知道的是，仅震旦就拥有我们星球上三分之一的真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仅去年一年，震旦就有7000起工人集体行动。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即大众诗歌，那是水平非常高的工人诗歌。震旦未来仍可能是共产主义行动的大本营。震旦人的大头领拒斥所有证据，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猛然让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防守姿态……

马修·德让：那么，妳如何看待今日之震旦？

阿兰·巴丢：多亏了毛时代的遗产，震旦才得以拥有有效的教育体系、先进的科学部门、劳动纪律的良好习惯、坚实的工业基础、数量庞大的农民劳动力、一个根基深厚、威权与受人尊重的派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可确保震旦发展资本主义，并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得成功。某人的「辩证」格言「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资本主义」，和他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座右铭一样，奠定了辉煌的成功和原始积累的基础。震旦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将富豪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并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激烈的竞争力量。像法国、英国和美国一样，它甚至在非洲也在争夺资源和出口，尽管有着一种全新的风格，但它却是一种更加精明的帝国主义。这一切的未来会怎样？也许会像1914年的战争那样。至少，它们都在为此做准备。我们只能求助于列宁的格言：「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让我们期待第一种替代，但时间紧迫……

马修·德让：妳是当代法国被翻译的最广泛的哲学家。妳觉得妳的想法在哪些国家有最大的反响？

阿兰·巴丢：我认为这取决于我写作的不同方面。在纯哲学方面，三部曲《存在与事件》、《世界逻辑》和《世界记忆》，除了学术界之外，我想说的是德国、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澳大利亚、阿根廷、英国……都有翻译。而我的政治论文，除了英语国家，还有巴西、意大利、德国、印度、墨西哥都有翻译。有两个国家，震旦与土耳其，除了三部曲和我的小说，他们几乎翻译了我们所有东西。

• 原文是法文，本文根据英文翻译
• 英文翻译：David Fernbach
• 国文翻译：越异、王小嗨
• 国文校对：乔末

一百多年前，卡尔·梅的畅销大作《穿越狂野库尔德斯坦》，讲述了德国英雄卡拉·本·内姆西的冒险故事。这本广受欢迎的书创制了中欧对于库尔德斯坦的认识：那个地方充斥着野蛮部落冲突，虽然那里的人们有着幼稚的正直与荣耀，但他们依旧迷信、互相背叛、进行着永恒战争。这种认识不就是对欧洲文明的野蛮他者的滑稽讽刺。

如果我们知晓今天的库尔德人，就不免对那个老套描述感到诧异。我知道土耳其的一些情况，那里的少数族群库尔德人是整个土耳其社会中的最现代和最世俗的族群。他们远离了一切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还广泛实践女权主义。（我在伊斯坦布尔观察到一个细节：那些库尔德人经营的餐厅容不得丁点迷信）

圣人（川普的自命）背叛了库尔德人，他默许了土耳其对北叙利亚库尔德飞地的攻击。圣人行无需解释，毕竟「库尔德人不是天使」。对于川普来说，只有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才是天使；但对于有良知的人们来说，库尔德人才是那里的唯一天使。

库尔德人散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这四个国家，他们理应完全自治，但库尔德人自决命运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所以库尔德人为争取自治付出了血的代价。这样的苦难命运，使得库尔德人成为惨遭地缘政治荼毒的典范。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的大规模轰炸和毒气攻击吗？在近旧，土耳其精心编排了一场游戏，他们说要炸伊斯兰国，而实际上土耳其的炸弹只会投递到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库尔德人那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库尔德人已经证明了自己组织公共生活的能力。无论多么艰难，一旦库尔德人从这些国家的纷争中抽身，他们就能荣光世界。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飞地成了伊拉克唯一安全的地方。那里政事通达，甚至有定期飞往欧洲的航班。在北叙利亚，以罗贾瓦为中心的库尔德飞地在当今的地缘政治混乱中是一个超绝的地方：当库尔德人从那些一直威胁他们的大国邻居间得到喘息之际，他们就很快建立了一个社会，那是一个无冕的真实乌托邦。

因我的志趣，我察觉到罗贾瓦知识界的蓬勃发展。他们还多次邀请我去授课，可惜这些计划被野蛮的军事紧张所打断。

我们都知道库尔德人还必须依靠米国军事保护，而我那些「左翼」同侪对此的反应，令我悲伤。

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夹缝之间，库尔德人应该怎么行动？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选项？他们是否应该在反帝团结的祭坛上牺牲自己？

几个月前，因「马其顿」之名引发争论。教唆库尔德人拒绝米国援助的「左翼」和反对更名「马其顿」的那些人一样令人作呕。

有人提案将马其顿国名改为「北马其顿」，但立即遭到了两国激进分子的攻击。希腊的反对者坚持认为「马其顿」是一个古老的希腊名字，而马其顿的反对者则认为他们才是真的「马其顿人」，现在被贬为「北方」省份，是一种耻辱。

这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让我们得以瞥见带有合理解释的无意义的斗争是如何结束的。但这个方案也存在着另一个「矛盾」：强国之间的斗争(一边是米国和欧盟，另一边是俄罗斯）。

西方对双方施压，要求它们接受和解，以便马其顿可以迅速加入欧盟和北约；而俄罗斯则因害怕巴尔干地区失去影响力，则反对和解，进而支持两国狂热的保守民族主义势力。这都是利益考量。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行动？我想我们应果断支持和解。原因很简单，「马其顿」更名只有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俄罗斯反对更名为「北马其顿」方案，仅仅出于它的地缘政治利益考量，而且俄罗斯也没有提供其他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支持俄罗斯，选择「马其顿」不更名，那么无非就是让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得逞，而马其顿被出卖，成为牺牲品，它不能加入欧盟，与希腊也成了敌对邻邦。同样，如果教唆库尔德人拒绝米帝的武器和保护，那么我们的反帝「左翼」是否也在出卖库尔德人？

这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全力支持库尔德人抵抗土耳其入侵，同时严厉谴责西方列强和它们的肮脏游戏。

周遭的主权国家正在逐渐陷入一种新的野蛮，库尔德人是仅存的希望。这场战斗不仅关乎库尔德人，也关乎我们自己，还将决定这个世界的秩序。

抛弃库尔德人，欧洲解放运动最宝贵的遗产将不复存在。

那时，欧洲会变天。

当欧洲不再注视库尔德人时，欧洲就背叛了它自己。

那时，欧罗巴就是欧罗巴斯坦。

• 作者：Slavoj Zizek
• 翻译：王小嗨、越异

2019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颁发本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与物理奖。尽管从去年开始，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开始为诺贝尔奖的多样性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但和诺贝尔化学奖与物理奖大多数获奖者一样，2019年度的获奖者也都是男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戈兰·汉森给科学家们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在提名时考虑到地理和性别，并邀请了更多的女性来推举候选人，但是让诺贝尔奖获奖者多样化的努力进展缓慢。

诺贝尔奖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改变并不容易。在科学领域（包括生理学或医学、化学、物理学），只有20名获奖者是妇女。而在诺贝尔奖其他奖项（比如文学奖、和平奖），获奖者则更加多样化，妇女获得这些奖项也更多被认为可以「接受」的。

但这些类别的奖项也面临着挑战，诺贝儿奖没有从metoo之类的现代运动中幸免。去年，由于一桩复杂的性骚扰丑闻，瑞典皇家学院没有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今年的文学家有两个获奖者。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设立了诺贝尔奖，明确规定诺贝尔奖不应该考虑获奖者的国籍。汉森在《自然》杂志上说，由于诺贝尔奖的创立者当初已经立约，他不能再增加新的规定。

在2018年的揭晓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发布会上，汉森说：「我们应该记住诺贝尔奖是为表彰新发现和新发明而设立的，那些获奖者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就应该授予他们。」

2018年，加拿大人唐娜·斯特里克兰因其在激光方面的发明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她是55年以来再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妇女，当记者告诉她历史上只有三名妇女获得该奖项时，斯特里克兰很震惊。

从1901年到2018年，女性共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学奖3次。

其他两次分别为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分享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奖金，原因是他们对亨利·贝克勒尔教授发现的辐射现象进行联合研究。

玛丽亚·格佩特-梅耶和汉斯·延森获得了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奖金，以表彰他们对核壳层结构的相关发现。

当诺贝尔委员会在10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向三名男子宣布化学奖时，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情况就不太一样了，2019年就没有妇女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

唐娜·斯特里克兰说：「我还以为会有更多妇女获奖。女科学家的贡献显然很大，她们理应获奖，希望以后更多女科学家可以获奖。我很荣幸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在斯特里克兰布获得诺贝尔奖的几周之后，斯特里克兰就晋升为正教授。

汉森说：「我们希望还会有更多（女科学家获奖）。」

诺贝尔奖提名名单不会被公布，名单将被保密50年。在2018年的诺贝尔奖发布会现场，有记者向汉森提问：到底在诺贝尔奖提名人中有多少妇女？

汉森没有告诉记者确切的数字，他说：「可以确定名单的女性比例很小，所以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以提名更多女性，我们不希望错过任何人。」

他的同事物理学教授奥尔加·博特纳补充说，因为几十年前在科学领域工作的妇女很少，所以才导致现在这个情况。

奥尔加说：「这些年来，女科学家的提名数量逐年增长，但提名数量更多地反应着20-30年前的（女科学家的）比例。」

真的是这样吗？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斯·波尔研究所的物理学副教授里斯萝蒂·周飞德对此进行了研究。

周飞德说：「他们真的只是随机提名了男科学家吗？」

周飞德和她的同事们使用历史数据并建模进行分析，他们想验证是否因为女科学家少才导致了诺贝奖获得的女科学家少，他们去年10月发布了一篇论文。周飞德指出，就算女性科学家人数少，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也不应该如此少。

她说：「有95％的可能性，诺贝尔奖对妇女有偏见。」

如果仅仅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或发明来看，很多女科学家理应获奖。

例如，奥地利物理学家里斯·迈特纳是个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逃离纳粹，她了到美国，但拒绝为曼哈顿计划造核武器。她的理论解释了同事奥托·哈恩1938年发现的核裂变，奥托·哈恩在1944年的工作获得了诺贝尔奖。

里斯·迈特纳不仅仅是个案，在历史上，很多女科学家与男科学家并肩工作，但最后只有男科学获了奖。

妇女和有色人群在诸多科学领域的贡献都被低估，而且这种现状也没有得到显著改变。要知道，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得主唐娜·斯特里克兰，在获奖之前尽管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但她只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副教授。

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妇女获得了科学相关的奖项，但这些奖项的奖金都很低，知名度也不高。这些奖项很多都是教学方面的，而不是研究领域。

在白人男性占多数的领域中，妇女或少数族裔获奖很困难。

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科学研究，都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如果白人男人再优先获得诺贝尔奖，那妇女或少数族裔就太惨了吧。

• source link：https://www.pri.org/stories/2019-10-09/only-20-nobels-sciences-have-gone-women-why
• author：Rupa Shenoy
• translator：王小嗨

• 在柏林墙开始建设（1961年8月13日）的周年纪念日（2019年8月13日），土耳其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TKP）的Tevfik Taş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文章。作者在文中讨论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终结之后，人民失去了什么。

多年来，德国资产阶级政客利用柏林墙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造谣抹黑，而且它们还将继续这么做。鲍尔股份公司（Bauer AG）的首席执行官Thomas Bauer，就是这个造谣抹黑的宣传机器的头头之一。1996年，柏林墙被摧毁，Thomas Bauer成立了「建筑行业伦理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出于政治目的而建造柏林墙，是不道德的。」

柏林墙与斗争美学

我们有必要对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加以审视，而不应仅仅从所谓伦理出发。正如，要讨论民主这一概念，就不能不讨论它的阶级性和它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同样，（如果）脱离了柏林墙的阶级性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位置，我们还能够讨论柏林墙吗？（如果）不考虑斗争的必要任务和目标，我们还能够谈论斗争美学吗？

当然不能。

（一些人）将一个概念从决定其性质的基本因素中剥离出来；更重要的是，将一个概念从其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从而生造一个「普世”规则。这种做法，无异于从魔术帽里拽出一只兔子。左派不应不恰当地使用任何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只考量人权或者自由，而脱离了阶级和斗争的状况。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人权”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两个概念。一些人以这些概念作为幌子，发动反对现实社会主义（译者注：即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制度）的战争。他们披着「民主”的外衣，散布所谓「自由”的话语，以掩盖经济剥削。他们还将「人权”作为侵犯主权国家的借口。

（一些左翼）以「柏林墙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斗争‘美学’”为由来诋毁它，实际上是脱离了为政治权力而斗争的实际需要。

什么叫「历史惩罚”？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时，戈尔巴乔夫告诉东柏林的埃里希·昂纳克（译者注：民主德国领导人）：「生活惩罚那些还不改革的人们。”

叛徒戈尔巴乔夫不仅背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还教唆昂纳克背叛民主德国。在戈尔巴乔夫演讲一个月后，反革命势力颠覆了民主德国。苏联曾经为民主德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苏联放弃支持民主德国后，反革命势力的最大障碍也就消失了。就这样，戈尔巴乔夫及其叛徒集团把民主德国拱手让给了饿狼般的反革命势力。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几个月，（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向（党的）政治局发送了一份报告，称该国的情况「比1953年更糟”。

（某些人）曾经向人民许诺一个更好的社会主义：不仅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会继续存在，而且人们还可以像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一样自由地消费。这就是他们对人民的承诺。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本没有什么「公正的资本主义”，人民的权益逐渐丧失——免费教育、人人有权工作、免费医疗、住房、社会文化娱乐、无需担心未来、零失业、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德国东部的人民很快感觉到，在资本主义德国，要获得所有这些权利几乎不可能。

然而，民主德国的失败同时也是苏联的失败。导致崩溃的鲁莽执行者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德国送上了帝国主义强盗的餐桌。

现实教育我们：自己的革命不保卫，就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反革命之后，原民主德国的人们过得怎么样？

1988年，民主德国的女市民60岁就可以退休了。如今，她们不得不工作到65岁。

1988年，退休人员可以领到477民主德国马克。他们自己的退休金足够支付房租和购买食品。到了月底，很多人都还剩下一半的退休金，有些人甚至剩下三分之二。

在民主德国，公共交通几乎是免费的，它不以利润为导向，只求为人民服务。

那时，人们逛图书馆，逛剧院，听音乐会。现如今，人们要不逛超市，要不宅在家看电视，无处可去。

曾经，孩子们都可以上全托幼儿园。现在德国强大了，全托却只有中产以上人群才能上得起了。孩子能上全托，你就是成功人士。如果你不是成功人士，上班和带孩子将占据你的所有时间。

芬兰是一个教育领先的国家，它就采取了民主德国的许多教育方法。而现如今，德国的教育水平却是二流的。三级中学教育、大学费用高、读大学将负债，这些都是反人民教育政策的结果。

工人的孩子，长大后只能成为理发师或者机械师；上层阶级的孩子可以读好大学，长大后做管理人员。

在民主德国，没有什么（教会征收的）教堂维持费。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世俗主义得到了坚决的贯彻。

在民主德国，教会从来不是最大的老板。教会不能控制学校和医院，它的权力仅限于宗教事务。

现如今，如果人们不交宗教税，就没有人关心他们是不是失业。教会雇佣着150万工人，是德国最大的老板。通过其控制下的博爱会等机构，教会正在把传统的「基督教慈善”变成盈利性的。

在民主德国，工厂和土地都属于劳动者的公有制企业。市民们做同样的工作，绝不会拿到不同的工资。民主德国没有什么老板。现如今，德国收入差距巨大，人们饱受最坏的现代奴隶制——外包制度的奴役。

被房租合同欺骗；被保险公司抢劫；毫无意义的（商品）供应制造着（消费主义的）需求；愚人的广告；富人炫富；电信诈骗——这些都是德国人民正在经历的。

• source: 国际红色通讯2nd
• original source: 《左翼报》[土耳其]
• original link: http://news.sol.org.tr/berlin-wall-and-truths-what-people-lost-after-end-gdr-176112
• translator：王小嗨
• proofreader：Mud Cake

上个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的《提高工资法》，这是无数美国工人多年斗争的见证。

在美国的「最低时薪15美元」运动中，快餐业工人最为活跃，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鼓舞了英国快餐业工人。几年来，英国快餐业工人也勇敢站出来抗议不公不义的生活，提出最低「时薪10英镑」的口号。

我们知道快餐业工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女工，可这都2019年了，英国麦当劳工人还在遭受着性骚扰，而那些罪犯员工没有被麦当劳公司开除，顶多换到其他门店，继续上班。

在英国麦当劳，很多管理人员经常开性玩笑，公开讨论自己的性欲。不仅如此，麦当劳的管理人员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员工的电话号码，给她们发短信或者露骨照片。更有甚者，有些管理人员会说可以提供更好工作时段或者晋升机会，只要用性来交换。

英国食品业工人工会是英国最大食品行业的独立工会，该工会的各地分支机构向工会报告了很多性侵与性骚扰的详情。工会主席伊恩·霍德森介绍说，有关性侵和性骚扰投诉非常多，还有工人因为投诉而被报复。只有少部分工人因为签了保密协议，才获得补偿。

英国麦当劳发言人建议：那些被性骚扰的员工可以去找他们的经理，也可以拨打员工求助热线，公司会「立即调查」。

但工会发言人说：「在英国麦当劳性骚扰非常普遍，而性骚扰犯却逍遥法外。这是一种有毒的文化。我不是说每一个麦当劳门店都有性骚扰和性侵，但管理层有人性骚扰员工，在有些门店都成普遍现象了，麦当劳却什么也没做，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

「工人依靠出卖自己的时间来活命，而那些管理人员掌握权力。工人出来打工，就会变成权力的猎物。权力的不平等，使得员工和管理人员地位悬殊。当工人提出投诉，经理不会按照公司章程来进行处理，往往敷衍了事。我们已经听过多次指控性骚扰的案例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了。」

根据工会在全英国的调查，英国麦当劳有1000多名女工遭遇性骚扰。

「很少有麦当劳工人对性骚扰提出申诉，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性骚扰，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申诉程序。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让人知道被性骚扰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就算去申诉，谁会相信他们呢？」

很多时候，那些性骚扰的受害者害怕被报复或者穿小鞋而不敢去投诉，而且很多加害者都是经理的朋友。性骚扰受害者担心在工作场所被孤立，他们不敢去举报，只能在工作时让自己尽量那些罪犯远一些，让工友多看着点自己。

其实早在2017年9月，工会就组织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麦当劳工人罢工，要求最低时薪10英镑，并保证工作时间，承认工会的地位。

一位来自伦敦的麦当劳女工说，她在一家麦当劳门店工作多年。在那里，她遭受到一位高级员工的性骚扰。

她说：「那个经理总是有事没事地骚扰我，比如他妻子不在家，他就问我是不是要一起开心一下。在工作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说这种话。不知道从公司那里，还是其他同事那里，他搞到了我的号码，给我发短信说，只有他和孩子在家。我就把他的号码拉黑了。没想到，储存室没有监控，他直接把裤子脱了，拿着自己的生殖器问我：‘这个大不大？’

「在我投诉之后，另一位经理说我最好能证明我投诉里说的内容。如果我这样投诉她，她会拼了命告我是诽谤。」

在数月里，这位女工曾经多次向同事和管理层寻求帮助，但都没有得到帮助，她只能自己应付。

最后，她给麦当劳的人力资源部门写了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几个月后，麦当劳展开了一个应付了事的「调查」。调查开始后，她要和那位实施性骚扰的经理继续一起工作。

没过多久，她在工作中过于害怕被报复，生了病，被送进了医院。到现在为止，这位女工都没有办法重新工作。

这位女工说：「我希望麦当劳和我的经理们倾听一下我们的声音，我们需要反骚扰政策。如果你多给了客人番茄酱或者餐纸，麦当劳会考核你，但要他们解决骚扰问题简直是做梦。遭受性骚扰的妇女的数量那么多，我们都无法想象。「

「仅仅就我知道的，就有20到30起性骚扰事件。后来，我就知道了，这是套路。因为只有管理人员知道哪里有监控，哪里没有监控，但那些新进的员工不知道。比如在厕所或者储存室。如果那些被性骚扰的人反击，她们最后要不被警告，要不被开除。想一下，如果这发生在你的儿子或者女儿身上，该怎么办？」

岂止性骚扰问题严重，英国麦当劳工人还面临着只能做临时工的窘境，他们很多人只能拿着低薪，住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目前，工会正在为麦当劳工人筹款，准备罢工。低薪、临时工、不安全的工作环境，麦当劳工人不干了。

• original title：More than 1,000 reports of sexual abuse and harassment at UK McDonald’s, campaigners say
• original link：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mcdonalds-sexual-harassment-protests-abuse-workers-a8937186.html
• link: https://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07051
• author：Maya Oppenheim，translator：王小嗨

日本偶像在中国俘获了一大票年轻人的心，提起那些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总会听到几声兴奋的尖叫。

从流行文化，到各类物件，再到生活方式，两国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亲近。

日本青年低欲望，中国青年佛系生活；日本青年穷忙，中国青年996；老后破产的可怕景象也袭遍朋友圈。

时至今日，日本与中国在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等问题有着相似的症状。

要么穷忙，要么过劳。世道艰辛，且行且珍惜。

这几年，在日本，终于有一群年轻人开始说：「不！」

受到发源于美国的「最低时薪15美元」运动的鼓舞，一群日本年轻人成立了「正义」组织。他们受够了贫穷，他们要求全国每小时最低时薪为1500日元（约合15美元），「正义」将致力于日本国民经济的民主化。

2017年4月，日本繁华商业地段东京新宿地区，1500多人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普遍贫困现象，要求提高基本工资。许多行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抗议者则高喊：「如果你想提高工资，请发出你的声音。」

在他们之中，不少还是大学生。其中一名参加抗议游行的20岁大学生拿起扬声器说：「并非所有学生都能参加集会，因为他们必须把时间用在打零工。我代表他们出来发声。「

「我们除了豆芽，别的都吃不起，我们想给孩子们一个好生活。」

参加集会的很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藤川理絵在那时25岁，她说：「按照现在日本的平均工资，工人甚至看不起病。」

藤川理絵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父亲是一名牙医，平时要兼职送报纸。一次意外，她父亲送报纸摔伤腿，就此失业。

这次事故，使得她从高中就开始业余做兼职。她靠借钱完成大学教育，30年的贷款，她每月需要还1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900元）。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劳工运动一直在不断式微。日本工人参与工会的比率继续下降，从1949年的55.8％降至今天的17.4％。

在日本大部分工会都服务于「正式工」，而合同工和兼职雇员的比例不断上升，「正义」组织正在寻求改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非永久性合同工人数量稳步增长，同时贫困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今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日本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儿童贫困程度最高。

与合同工相比，尽管「正式工」相对收入稳定，但许多「正式工」也成为工作条件恶化的受害者。 一名年轻女子自杀身亡，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每月加班时间超过100小时，引发广泛关注。

在最低时薪15美元发源地美国，快餐工人的斗争最多，取得胜利也最多。日本快餐工人也开始行动了，行动者表示：实现体面工作，需要国际联合。

2019年4月15日，在日本涩谷忠犬八公像前聚集了70人，他们的诉求是把全国的最低时薪提高至1500日元。这些抗议者去了麦当劳，也去了汉堡王，他们只想要体面地劳动。

关于主要口号(第90届五一节)

反对安倍9条修宪 ，废除战争法！ 市民和在野党共同战斗，不允许安倍政权撤退。 制裁自主劳动制度的扩大、高度职业化制度。 确立八小时劳动制度，确立能让人正常生活的工资和劳动规则。 降低贫困和贫富差距。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和底价，使经济复苏使地域活性化。 以实现最低时薪1500日元，实现统一全国最低工资为目标. 中止增税百分之十的消费税。 扩充养老金、医疗、看护等社会保障制度。 反对安倍「再生教育」政策。 支持灾民的生活与职业的复兴。 从零核电向可再生能源转换。 削减军事费，转用于生活、福利、教育、防灾。 停止建立战争国家！ 反对边野古新基地建设。 撤回「鱼鹰直升机」的全国配备。 批准核武器禁止条约。

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全劳联」（全国工会总联盟）还说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们要搞事情。

2019年5月1日，代代木公园等你来。提高最低工资，体面工作。

• source： https://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106576
• **original source1：**http://www.zenroren.gr.jp/
• original source2： 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17/06/89a61447c2ab-feature-young-people-mount-campaign-to-raise-minimum-wage-end-poverty.html
• original source3： https://wagingnonviolence.org/2016/12/japan-fight-for-15-living-wage-aequitas/
• compiler：：王小嗨
• Thanks 朋克妇女

在当选总统川普就即将就任的前夕，他被指控俄罗斯情报部门扶植他当选，这个爆炸性新闻让他狼狈不堪。这些由星期二在CNN和Buzzfeed上发表的指控，使得总统换届的过渡期陷入动荡。这个丑闻并没有让川普的最热衷的国际支持者退缩。也许川普在美国已经是水深火热了，但是他那些国际上的右派崇拜者们仍然在期待1月20日的总统就职。

自从11月川普取得选举人团胜利，全世界的极右翼与极端国家主义政党的党棍们都在大力给川普唱颂歌，并且丝毫不掩饰对与他们灵魂共秩的川普进驻白宫的兴奋。这些极右派与极端国家主义分子与川普分享了同样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希望川普胜选的经验可以同样应用到他们自己的竞选运动中去。

这些极右翼与极端国家主义的政党都相信川普的总统任期会使全球地缘政治平衡右转，并且会有助于种族主义候选人的竞选。就跟川普一样，这些政党和竞选运动都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群众的不满与苦难，声称他们的政纲可以解决这些经济与社会问题。

尽管当选总统和共和党发言人都试图否认公开性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本性，但类似美国的三K党和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川普的海外粉丝后援团则公开称赞川普的伟大在于他的种族偏见。

川普粉丝国际后援团

希腊雅典的新自由主义纳粹运动金色黎明是川普的早期热忱追随者，在历史上他们曾经谋杀政敌煽动人们暴力驱逐移民，而现在他们声称川普的胜选是「一个伟大的全球变革的开始」。

他们视川普的胜选为一连串极右翼胜利的开始，称「奥地利的国家主义分子盛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和希腊的金色黎明」将会延续这个趋势。

该党还声称，「这是反全球化、反对非法移民和赞成纯净种族国家的力量的一次胜利」。他们还表示希望川普与俄国的普京建立一个紧密的合作关系。

佛罗莱恩·菲利浦特是法国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的一名顶级战略家，他发布推文说「他们的世界在崩坏，而我们的世界正在创制」。菲利浦特的确有理由感觉兴奋，因为根据最近的民调显示勒庞已经法国总统竞选中飙升至第一名。选民在4月份举行了第一轮投票。勒庞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右翼参选人弗朗索瓦·菲永；而分裂的法国社会党和它的候选人曼努埃尔·瓦尔斯已经没有胜算了。

弗劳克·佩特里是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德国替代党的党首，她同样期待右翼连线可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佩特里称美国大选结果是「鼓舞了德国和欧洲」。她认为川普代表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

谈到北约对俄罗斯采取的对抗立场，这个德国右翼民粹主义者们的头头相信候任的川普政府有能力「重塑跨大西洋关系」。她认为由川普与普京主导的美俄和解，将会「终结两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巨大冲突」。

海尔特·威尔德斯，荷兰议会议员、荷兰自由党党首。他称赞川普作为一名领袖承担了政治家与媒体的工作。他说川普「只有一个考量…那就是美国选民们的国家利益，为了这一考虑必须解决移民、全球化带来的失业以及他们社会的伊斯兰化」，他进一步强调说川普入驻白宫将意味着人们在「夺回他们的国家」。而他也承诺，「我们荷兰也会夺回我们的国家」。

奥地利自由党是奥地利二战时期纳粹政党的直系后代，最近该党上了头条。自由党党首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斯特拉赫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了候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将军。斯特拉赫在Facebook上发文说，美国的「政治左派、远离群众的政客和腐败的建制派」已经川普的选民惩罚。

在英国，奈杰尔·法拉奇是英国独立党前党首，在去年取得成功的脱欧公投中经常抛头露面。他说川普就任总统毫无疑问将会是一场「革命」。他认为英国的脱欧和川普的胜选是2016年的「两场年度政治大革命」，并且预言美国走向川普道路将会「比脱欧更伟大」。

法拉奇受密西西比州政府的菲尔布·莱恩特邀请参加就职仪式，他是确认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一个外国极右翼领袖。在川普刚刚胜选不久，他就发表声明表示他认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应该委任法拉奇为英国驻美大使。英国政府对此回应称在这个职位上「没有空职」。

在美国北境外的加拿大，国家主义右翼一直缺乏民意基础，并且在主流政治中也没有立足之地。但就这样一个国家，川普的模仿者都已经出现了。自从2015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贾斯廷·特鲁多战胜斯蒂芬·哈珀后，保守党就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在这之后的保守党党首竞选中，凯莉·利奇议员把她自己比作川普。

利奇拿着「加拿大价值」的大棒，试图使政府接纳37,000名叙利亚战争难民成为她反移民政治平台的基础。有鲨鱼坦克之称的凯文·奥利里也是川普的追随者，面对这个真正的电视明星和投资大鳄，另一个川普追随者利奇与他必有一战。

近久，俄国是川普联系在一起最多的一个国家。自从11月川普胜选之后，俄国就充盈着对川普胜选的赞美与欢呼。俄国总统普京公开表示要谨慎对待川普胜选，而且并没有官方的祝贺或者寻求更进一步的关系。这都没有影响普京的政治盟友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

在美国大选当晚，俄国议会杜马成员们实时收看了选票统计结果。极端国家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领袖弗拉迪米尔·吉里诺夫斯基是普京总统的政治盟友，当晚开了一瓶香槟为川普胜选祝贺干杯。「敬唐·川普」，他说，「在叙利亚、在乌克兰，我们可以成为盟友」。他对北约的改变充满了乐观，并且认为美国讲不会援助北约了。

国际右翼大团结

虽然极右翼和极端种族主义政党之间跨国协调仍然不稳定，它们之间联系也是临时的，但这些团体间的交流正在变得常态化。

候任的川普执政团队中一些人公开表达要加强民主党中的川普系与欧洲种族主义运动的国际联系，史蒂夫·班农就是其中之一。蒂夫·班农被布赖特巴特新闻和白人种族主义「右翼替代」新闻平台称为资深战略家。

同样的意识形态让它们更加走近。如果这些极右党派和运动之间的组织纽带得到加固，它们的活动与运动将更加协调，它们的集体和政客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加。

1月20日不仅很有可能成为美国政治的转折点，而且很有可能也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 Title: Far-right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look forward to Trump presidency
• Link: http://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far-right-parties-around-the-world-look-forward-to-trump-presidency/
• 作者： C.J. ATKINS
• 译者： 王小嗨